我曾提到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沃格林的一句名言，他说：“历史就是大写的基督”。那么我进一步说，“教育就是大写的 基督”。不但历史的轨迹如此，圣经的教导如此，我们的信仰 和盼望也在于此，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被称为“大学之母”的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最早的 大学都是法学院，博洛尼亚是这样，牛津也是。一群教师和学 生聚集在那个小镇上授课、游学，教授法律(当时主要是教会法)，然后在他们“散步一英里”的范围内，获得主教颁布的 自治权后，脱离封建制的司法管辖，这样“大学”就形成了。 博洛尼亚大学，在传说上于 1088 年建立，距今九百多年的历 史。这是最早的大学，不过很多历史学家不太同意这个年代， 认为定得太早。
这取决于我们对“大学”的定义。博洛尼亚本来就有这么 一间教会学校，大学是从这所教会学校产生出来的。第一，大 学意味着一种教育的阶段和方法。我们提到的“三艺”，是从 小学到初中、高中，小学以文法为主，初中以逻辑为主，高中 进入修辞为主。这就意味着，高中毕业的意思，就是指一个学 生具有完全的自修能力和初步的研究能力了。我们教会在一次 退修会上，也做过一次昨晚那种模式的辩论会。我跟弟兄姐妹 讲，如果你们把孩子送到归正学堂，他们初中毕业就能达到你 们昨天晚上的辩论水平。这意味着，一个学生到了高中毕业， 基本上就不需要再通过上课来获得文法和逻辑的知识了。他完 全可以自己读书，之后跟老师见面，然后提问题、回答问题， 又布置读书，之后又来讨论，提问题，问答问题。这个就叫大 学。
牛津在它悠久的历史中，直到20世纪的现代教育转向之前，都还保持着这样的古典教育的风范。大学教育都是自己读书，然后大家一起喝茶，辩论问题，每周到教授的书房见一次 面，跟他聊一聊，他甩几个问题给你，再布置几篇阅读材料， 你又回去自己读。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们的 大学，按这个定义来判断，最多只能算高中。在犹太人的会堂 学校中，高中阶段的老师，就称为“拉比”。拉比是在拉比学校学习的，相当于我们的神学院，就像保罗在迦玛列门下一样。
界定大学的第二个标准呢，就是脱离封建制的管辖的“自 治”。为什么很多历史学家还是认为 1088 年是大学诞生的日期 呢?因为这一年在博洛尼亚出现了一个独立于当地座堂学校和主教系统的、自主地进行法律教学的自治团体。所以人们就 把那一年称为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因为这个团体获得了主教 的认可，成为一个师生的自治共同体，这就是大学的意思。这 个自治体最早首先是学生的自治体，然后才是教师的自治体。 那么就这个定义来说呢，我们的大学也不是大学，而是党校， 或者是政府附属的进修校。
另有一种说法，称 1208 年成立的巴黎大学才是最古老的 大学。因为在取得自治权这一点上，巴黎大学的诞生是更明确 的。举个例子，现在大学里有很多社团。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先有一个大学，政府任命一个校长，然而学生要成立一个社团， 便到他那里去请求批准。但是大学的诞生其实是反过来的，先 有一群学生组成一个社团，而这个社团在得到认可后就叫大 学。如果把大学定义为“数个由不同专业的学生社团和教师行 会所组成的单一的法人团体”，换言之，大学的意思就是一个 联邦制的师生社团。那么“巴黎大学”是最符合上述三个定义 的、最古老的大学。
牛津大学要晚一点。1209年，学生和老师团体向当地的主教和政府罢课，希望效法巴黎大学，也取得独立的自治权，脱离主教座堂和封建领主的管辖。抗争好几年之后，他们于 1214 年取得了类似于巴黎大学那样的独立法人地位，这就是牛津大 学的产生。所以半开玩笑地说，大学的第四个要素就是学生运 动。大学是抗议的产物。
之后，中世纪的大学越来越多，基本上只有四个学院，文 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其他的学校都叫职业学校， 到了现代才被纳入到大学的概念里。“文学院”的意思就是本 科学院，所有学生进入大学后，都是文学院(文理学院)，接 受社会与人文教育，学习历史、哲学、逻辑、修辞、语言和政 治等。这些都是为“如何做一个人”预备的，而不是直接为“如何做一件事”预备的。但一个人若是接受了“如何做一个人” 的最好的训练，他未来做任何事，都能成为第一流的人才，这 个叫文学院。换言之，本科的意思就是“不分科”。分科就不叫本科，而是“专科”(即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文学院毕业后， 你如果要成为研究型的人才(而不是为了推迟就业或提高就业 的起步价)，你才进入更高深的教育，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
中国的大学制度，是宣教士为我们建立的。但在中共的1952院系调整中，这个由基督教会为中国奠定基础的大学制度，几乎被彻底拆毁。所有的人文教育，不是被分拆，肢解，就是被捆绑、洗脑。所以我倾向于认为，1952年后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大学”了。只比高中还要高的另一种高中，以及大量的职业培训学院。譬如说，我们有法学院的本科生和医学院的本科生，这是莫名其妙的概念，法学哪来的本科？连人类社会的经典都还没有读过几本就来学法律？社会还能不糟糕吗？甚至还有专科的法律生呢，你就知道中国司法水准有多么低下了。他们不是把“法官”当“祭司”，而是把法官当保安。
古典教育的意思，就是让所有人都要接受人文教育。特别对教会来说，在人文教育的基础上，蒙召学习神学是教育的最高峰。在某个意义上，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叫预科，就是预备去更深和更直接地认识真正的“宇宙真理”。
这就形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金字塔结构，第一， 它包含了普通教育。而现代教会包括一些神学院所讲的“基督教教育”，已主要是指主日学教育和信徒的成人教育。但是从 历史上看，基督教教育是包含普通教育在内的全人教育。在此基础上，它的一切努力的最高方向都指向神学院，即培养教会 领袖和人类知识的“祭司”的教育。神学院的教育，是以圣经 的研读和神学训练为中心的教育。为了明白上帝的道，你需要 先学语言、历史、哲学、政治、法律及其他，你要通过这一切 来预备和训练你教导圣经的能力。所以在古典大学的建筑分布 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众星拱月的布局，所有的学问最终都指向神学，最终也达到神学。包括在新英格兰地区建立的许多常青 藤大学也是这样。譬如耶鲁大学，它的校徽，上面写的什么? 是希伯来文的“乌陵”跟“土明”，就是旧约中的祭司在耶和 华面前用来决断人间是非的。我想这很好地表达了“基督教教 育”的理念和异象。耶鲁老校区也在一座山上，山脚下是法学 院，然后是其他学院，不断上山，最后山顶上是神学院。这幅 图画很形象地表达了基督教教育的框架、知识划分的概念和中 世纪以来的传统。
大学出现后，中世纪社会就形成了三种社会性的权力结构，就是王室、教会和大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取得自主权之后，大学就开始成为王室和教会之外的第三种重要的社会机构。
我们可以对应主耶稣基督的君王、祭司和先知三重职分来理解这个结构：
1、王室——君王
2、教会——祭司
3、大学——先知
这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社会权力结构是类似的。教育由谁负责呢？不是君王，而是祭司和先知。这几届的中共常委选出来后，都请几位“大师”去中南海上课，讲法律、政治和历史。这也算一个进步。因为常委并不是“先知”，“君王”不是上帝的代言人，作王是要先接受上岗训练的。在传统中国，儒家扮演着某种“先知”职分，所以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帝王师”。帝王本身不是师。但现代国家主义兴起后，政府抢走了教育者的身份，这与“君师合一”的极权主义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局面不但在当代中国，在当代美国也以另一种版本存在。但在《申命记》第17章18-20节，清楚指明了君王登基后，是一个受教者，而不是一个祭司面前的施教者：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在中世纪早期，王室代表君王的权柄，教会代表祭司的权 柄，大学代表先知的权柄，这就形成了欧洲社会的三元权力结 构。这是中世纪的鼎盛时期，非常辉煌，并非那么黑暗。到了中世纪晚期，从这三层结构中可以看到两重争战。第一重争战， 就是横贯整个中世纪的君王与祭司之争，“君王佩剑，祭司烧 香”，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君王也想烧香，祭司也想佩剑， 于是他们打来打去。我在神学院教教会史时，用了金庸的十六 个字来形容，叫“宝刀屠龙、号令天下，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整个中世纪就是教会与王室的“倚天屠龙记”。君王有一把屠 龙刀，教会有一把倚天剑。这是第一重政教关系之争，和教育 的主题有关系，但关系不大。第二重是先知与祭司之争。首先 是教廷内部的一些“先知”，就是那些修道士。通常，他们一 开始会受到教宗的反对，但如果他们势力过大，形成一个属灵 运动，就像克吕尼运动，或圣法兰西斯的托钵修会，教宗就会 给他们一个合法地位。因此，修道运动始终是教廷内部的一种 改革运动。修道运动虽然也带着教育的功能，但从未与教会系 统之间出现决裂。
直到大学出现后，大学里的教授们，就取代修道士(虽然 多数教授都是修道士，而很多修道士也是教授)，成为基督教 世界中一种新的属灵的典范人物。或者说，成为挑战祭司权力 的“先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改教运动，宗教改革的主要力 量来自大学，就像旧约中的先知站出来，斥责君王，也斥责祭 司。改教运动是大学兴起的一个结果，标志着大学与教会的二 元结构的决裂。
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是一场大学的运动。从中世纪后期的改教先锋,一直到第二代改教家加尔文。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的威克里夫，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被称为捷克之父的殉道者约翰 ·胡斯，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伊拉斯谟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加尔文毕业于巴黎大学，他被法国驱逐逃亡，就是从巴黎大学开始的。只有马丁·路德毕业于莱比锡大学，是威登堡大 学的神学教授。你会看到，牛津、布拉格、巴黎、剑桥，这些 都是从那时到如今，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大学。只有路德读书和 教书的大学，稍微不如前几位。
这些改教家都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不但包括神学和圣 经的教育，也包括人文教育。你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信仰装备与 人文教育分开来。他们中至少有三位读过法学院。他们是当时 基督教世界中的“先知”。上帝使他们站在大学的教席上，向 教廷发出先知的呼声。基督教教育的异象，不只是办归正学堂。西方教会花了几 百年，最后从教会学校中蹦出了大学。很多弟兄姐妹问，归正 学堂的学生，高中毕业后怎么办?高中毕业就上大学呗，让我 们为此祷告，也让我们为此受苦吧，求主使我们在十年之后， 便能重建基督教大学。
这些改教家都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不但包括神学和圣经的教育,也包括人文教育。你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信仰装备与人文教育分开来。他们中至少有三位读过法学院。他们是当时基督教世界中的“先知”。上帝使他们站在大学的教席上，向教廷发出先知的呼声。 基督教教育的异象，不只是办归正学堂。西方教会花了几百年，最后从教会学校中蹦出了大学。很多弟兄姐妹问，归正学堂的学生，高中毕业后怎么办？高中毕业就上大学呗，让我们为此祷告，也让我们为此受苦吧，求主使我们在十年之后，便能重建基督教大学。
为什么教师是整个城邦的守护者?为什么在中世纪，大学 跟教会、王室构成了一个三元的社会结构?中国教会的神学院 建设，必须实现三个目标，一个是本地化，它不能是外来的， 它必须建立在地方教会的根基和土壤之中，它要构成当地基督 教社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是大学化，它不只是要培 养面向当下的牧会的工人，它必须成为面向未来的学术的中 心，它必须成为一个思想的中心，它要形成自己的学派。它要 扮演基督教世界中的“先知”，因此它必须成为整个基督教教 育体系的一部分。第三是国度化。不过有了本地化，才能谈国 度化，不然就危险了。同样，有了本地化，才能谈大学化，不 然就容易脱离教会，变成了世俗化。
两年来，我们在“华西圣约神学院”里尝试开办“基督教人文课程”，也就是基督教的博雅教育或通识课程。现在，我 们把这部分课程剥离出来，成立了“华西圣约人文学院”。现 在是一年 12 门课。我们的目标是经过 5 到 10 年，成为开办四 年本科的文理学院。下面跟教会的高中接轨，上面跟神学院接 轨。在此之前，我们也希望开办“基督教教育硕士”，我们以 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观念，来设计这个培养教会学校老师的学 位。由神学院和人文学院合作，以圣经和神学为中心的神学院 课程占三分之一;以基督教经典和人文素养为中心的人文学院 课程占三分之一;最后，以教育学和教育实践为中心的课程占 三分之一。这不是一个专业导向的教师培养模式，而是以上述 “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教师培养模式。
在被掳于异教文化的命运中，主曾经这样鼓励先知耶利米。求主今天也如此激励和应许我们：
“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利米书》33章2到3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