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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年来，改革宗教会的长处，在思想，而非情感上。思想力大于生命力，思想率大于行动力，这是很多人的常态。往往也是我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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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的知识论，不是哲学化的，而是瞩目于道成了肉身。
换言之，对路德来说，知识论就是基督论。
在1518年初的海德堡，路德参加了一场辩论。他提出一个反对经院哲学的神学论纲。其中第19-20条，阐述了他的“知识论即基督论”：
第19条 若一个人认为，可以在那些确实发生的事上，清楚察觉到属神的不可见之事，那他就不配称为神学家。
第20条 然而，若一个人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属神的可见和明显之事，他就配称为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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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段话，可以视为路德对约翰福音1章18节的解释：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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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的意思是说，十字架是一切神学的起点，又是一切神学的终点。十字架，是信徒赖以判断和理解所有神学陈述的基本原则。
换成家庭教会比较熟悉的一种表达，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比一个人的观点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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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忽略救恩认信的重要性。改革宗教会特别强调，信心与认识的一致性。如在《约翰福音》中，“知道”和“信”，几乎被使徒约翰同义重复地使用。因此从奥古斯丁和安瑟伦以来，教会都坚持“因信求知”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改革宗教会特别相信，正确的神学塑造正确的生命。
但我说的“观点”，不等于救恩认信本身，而是我们的思想在认信中的展开与落实。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第二层的思想（第一层的思想是对三一论、基督论和救恩论的认识）。对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第四层的思想来说，你的想法是什么（What）并不过于重要，你是怎样（How）思考和表达的更为重要。
譬如说，你是跪着思考的，这比你是站着思考的更重要。你在思考时流泪，比你思考时的逻辑周延程度更重要。你的想法会导致你的亏损，比你的想法会导致你的收益更重要。甚至，这意味着，有时候，你的破碎，可能比你的完整更重要；你的沉默，可能比你的言辞更重要；你的哭泣，可能比你的雄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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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卡尔·楚门说，凡是当一个人试图来思想神的大能和主权时，他应该把目光放在哪里呢？路德回答说，要放在十字架上。是的，任何议题，任何时刻，他都必须把目光聚焦在十字架上。不然，他可能是一个学者，却绝不是一个神学家，更不配称为一个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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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位改教家，包括加尔文在内，像路德这样，将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置于整个信仰夜空的中心。楚门说，在路德之后的新教神学中，十架神学，“从未扮演过一个明确的和核心的角色”。尽管在加尔文那里，基督的中心性，和十字架的焦点，仍然是清晰可见的。但加尔文在方法论上的特征，或许影响了后世的改革宗神学，逐渐偏离了基督中心的焦点——尤其是在启蒙运动前后，改革宗神学体系，开始深受欧陆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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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按另一种标准，也可以将500年来的新教神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当“圣经化”的神学家，或称“非哲学化”的神学家；另一类是相当“哲学化”的神学家。基督中心和十架神学的淡化，基本上发生在后一类神学家的谱系中。——尽管这一分类，并不表明圣经化的神学家，不曾受到哲学的思维方式影响；更不表明，哲学化的神学家，就是非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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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约翰·慕理是“非哲学化”的神学家的代表人物，他甚至令人惊讶地不拥有PHD学位。而范泰尔则是“哲学化”的神学家的代表人物，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奠定了新加尔文主义的世界观基础。——我并非臧否其高下，只是试图梳理其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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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改革宗传统中，有句开玩笑的名言，“大急流市与费城有什么相干呢”。按我的分类，是说荷兰改革宗教会，主要是“哲学化”的改革宗神学传统的代表，而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长老会，是“非哲学化”的改革宗神学传统的代表。——尽管这两大传统，其实早就互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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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所说的黑格尔的正反合命题。我藉此理解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传承：
天主教会是一个正命题，路德神学是一个反命题，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合命题。
或者，在改革宗传统内部，我藉此来理解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神学进程：
十架神学（路德）是一个正命题，神的主权（加尔文）是一个反命题，十架神学与上帝主权恩典的结合，是一个合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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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帝主权的十架神学，在路德宗传统内部，逐渐走向感觉主义，成为自由派神学的大本营。
轻视十架神学的上帝主权，在一部分加尔文主义者那里，逐渐走向理性主义和哲学化的神学体系，成为新的律法主义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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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来，有三个时期的教会，呈现出融合了十架神学和上帝主权的合命题的特征。
第一个时期是清教徒时代的英国（及北美殖民地）。清教徒的敬虔主义，是上帝主权下的敬虔主义（这是他们与德国敬虔主义的区别）。而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带着强烈的路德式的癫狂、焦虑和信心的奇迹（这是他们与荷兰加尔文主义的区别）。
班扬的《天路历程》，是对清教徒的生命与观点的融合的、最优美的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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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北美殖民地有相当长的延续。而我要说的另外两个时期，大概就很少有人会认同了：
第二个时期，是过去几十年持续发生的，在美国的新加尔文主义的复兴。
第三个时期，是正在发生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与上帝主权的改革宗神学传统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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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有两个，一是应然的判断，今天教会的出路，是进入这个500年来的合命题。一个是实然的判断，中国教会正在（有希望）进入这个500年来的合命题。
举例来说，唐崇荣牧师是华人教会中这一融合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他是非常“哲学化”的改革宗神学的阐释者，以至于有年轻一代起来，批判他的过度哲学化。第二，他是“奋兴布道、为主癫狂”的中国教会传统的、最突出的继承者，这种特质使他虽然身处大陆的苦难以外，却比绝大多数华人牧者，更迫切地把握住了基督中心和十架神学的焦点。国内的大多数“非哲学化”的基要派教会，不太理解他的前一种特质。而海外的大多数华人教会，又基本上对他的后一种特质，感到一种难言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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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一思考，你就发笑。你若究查罪孽，谁能站得住；但你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
——摘自《宗教改革沉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