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和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政团体澄社，在3月12日联合举办“两岸知识分子论坛”，讨论两岸民主话题。因为种种阻挠，我很意外地成了这次会上唯一一个来自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十天访问，我看到一个了不起的台湾。走在台北街上，因为大家的肤色、文化和语言都相同，就有一种时空错乱感，让我想起一部美国电影《回到未来》。也许我就非常奢侈地走在二十年后的成都大街上。你在西方国家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群众演员不一样，民主是人家的民主，跟你好像没关系。但在这里，我在捷运的火车上，我的相貌和周围的台北人差不多，可以完全混迹于一个民主社会当中让人认不出来，因为我脸上并没有写着我来自共产党中国。我甚至很害怕遇见一个小偷，把我的通行证暴露出来，让所有人都扭头看我，发现原来我和他们不同。这是种奇妙的感觉，使我开始从生理上产生对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民主的台湾被一个共产党的中国统一呢。

当我真正来到台湾，和台湾的朋友们见面，和那些陌生的台北人在一辆列车上“百年修得同船渡”，我发现在“台湾的命运只能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民主逻辑之外，我真不可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一种政治逻辑。因为其余的逻辑都伴随着暴力和蛮横。而我只要想起任何一种需要依靠暴力来保驾护航的逻辑，我就会想起地铁上那些台北人的脸。想起他们的脸就是一种背叛。像以前有一个自称非常仇日的朋友，讲了一大通理论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认识的日本朋友？他说一个都没有。我说原来如此。其实我们应该更恨火星人，因为我们连一个火星人都不认识。我们可以尽情地恨他，不怕得罪人，绝没有道德上的负担。

台湾人的斯文以前也见识过，但这一次铺天盖地，还是有些让我震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老伯，一路上唱了几首老蒋时代的宣传歌，在对讲系统里问路，完了就说四个简单的字，“了解、感谢”。那种文雅和温柔的语气让我怦然心动。我对一个台湾朋友说，这位老伯身上，有一种在大陆教授们身上也已“扫地”了的斯文。因为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是狼一样的时代，没法给教授们这种温柔的气质，光知识是给不出来的。就像台北的诚品书店，我进去了就不想出来。我无法想象台湾人的文化气质和阅读习惯可以浓缩到这样的地步，足以养得起这么优雅和心平气和的书店。大陆的教授们心平气和不下来，也温柔不下来，因为你在书店里翻书，你对店外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尽头充满了顾虑。所以从诚品的旗舰店出来，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仅仅是为了这一家书店，我将在任何情况下誓死反对一个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政权。仅仅从审美的角度说，那将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焚琴煮鹤事件。如果不幸那是一个我必须活在其统治之下的政权，我只能选择成为它的敌人。为了诚品书店而背叛一个国家，就像温莎公爵为了情人而放弃江山，活着还有更富有人性尊严的选择吗？

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有一个情结。就是看到台湾在自由民主的好处里独善其身，心头就痒极了。就着自由民主，不是就着文化传统而对台湾充满期待。希望台湾的知识界、媒体、政府和民众，能够更加关心大陆的政治命运，想象台湾能有足够的自信心而不是鸵鸟的心态，成为华人世界中民主自由价值的宣扬者和捍卫者。因此也对台湾目前各种“去中国化”的现实，对台湾把一种独立的理想，只放在台湾岛内这样一种狭窄的视野下去观照，感到不太理解，没机会来台湾的就暗自叹气。台湾人要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只能在整个华人世界里，在与大陆民主化的互动中，甚至在全球化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才有机会得到一个幸福的结果。缺了这样一种宽广的视野，台湾的民主就会永远被蓝和绿这一对概念所绑架。说到底就是被对岸的共产党绑架。说得不客气些，台湾虽然比共产党小几十倍，但总比王怡大了两千万倍。有了自由民主的台湾，在共产党面前显出的骨气和勇气，如果连一个大陆公民王怡都不如，那还说什么说，不如洗洗睡了。

2006年0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