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形而上的问题，都有一个道成肉身的版本。一根针尖上能安置多少天使，这是标准的中世纪修道院的神学题目。今天的每个上访者，都提过自己的版本。空间的利用率，有时和贫穷程度成正比，有时和贪婪程度成正比，有时和腐败程度成正比。你需要这样回答，安置多少天使，取决于那根针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

也取决于那些天使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

多年前，许鞍华看新闻。天水围一桩轰动港九的灭门惨案。丈夫李森杀死大陆妻子，再害儿女，随后坠楼自尽。她去年的《天水围的日与夜》拿到金像奖最佳导演，才筹得资金拍这天水围的二部曲。不久前，我看新闻，也轰动人心，成都天回镇47岁的唐福珍，在被拆迁的屋顶浇油自焚。我就想起许鞍华，不知与我同住一城的人里，是否也有一位许鞍华，定意有一天，要拍部电影出来。

街上的公交车，写着言不由衷的大字，“因为有你，成都更美丽”。我想起未曾谋面的唐福珍，就忍不住哭了。《夜与雾》是电影史上，轻易不敢效仿的典范。阿仑·雷乃用这个诗意的名字，来命名对大屠杀和集中营的记忆。许鞍华以此为名，意思是把一桩家庭凶杀案，视为一场发生在香港的大屠杀。而将一个中港联姻的无爱之家，比拟为一座集中营。

她的期待，就是要放大和标识出夫妻相残、父毒食子之于社会的真正含义。一个杀妻害女的男人，固然令人厌恶；而一座有人杀妻害女的城市，岂不更令人厌恶。一桩罪行，足以令整座城在天使面前蒙羞。就像一个希特勒，足以令整个人类蒙羞。我们又在何时、何地，何种意义上，可以期盼一座蒙爱之城呢？我们又在何时、何地、何种意义上，将自己搭救出来，好像不受一桩罪行的牵连？

只在情感的意义上，你也脱不了干系。一个香港朋友看完电影，马上说，香港男人不都是这样。好像不说，就不能安心。有人说起2009年，公车上的爆炸，3楼上的自焚，我又怎能宣称自己是成都人，然后，照旧过日子。

在某种意义上，香港的幸福是奢侈的。全世界，几乎没有第二座城像它，每年都有足够的电影，讲述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尖沙咀、油麻地，旺角、中环，没有其他一座城的地名，像它们一样叫我耳熟能详。更重要的是，电影的叙事，使这些地名沉淀了特定的文化身份、涵义和品格。无数普通市民的念想、血气、压力与悲喜，就这样围绕一个地名，进入了汉语文化的库存。从这个角度说，除了香港，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是文化沙漠。在成都、广州、上海，武汉，个人的遭遇，只能成为一则新闻，难以成为一部电影。而新闻，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内存条；电影，却相当于一座城市的硬盘。

我们都是没有硬盘的城市。我们没有属于一座城市的许鞍华。张艺谋和陈凯歌们已不属于任何城市。连贾樟柯也不再属于汾阳。甚至，我们也越来越不配拥有一个许鞍华了。换句话说，我们不值得一个美丽的女人为我们独身。

有人必须拍，有人必须写，有人必须说，有人必须看。我们才能宣称自己是香港人、成都人、广州人；然后，照旧过日子。

人不忏悔，就看不见恩典。看不见恩典时，这部伦常惨剧，不过是树起一个靶子。我们对李森的批评、厌恶和舍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咒诅。这世界还没有一个夜晚，被称为“平安夜”之前；咒诅别人，是人类寻求平安的主要方式。

今天回想起来，凡我批评过的人，都被我咒诅过。我的言辞犀利，我的洞察深入，我的咒诅如此有力，以至于我被称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一切文字，若不能帮助一个黑暗中的灵魂；对那个灵魂而言，这些文字就是咒诅。因为咒诅和批评的差别，不在于真实与虚假，在于有一种爱，爱到不能不批评的地步。换言之，“真实”的涵义，并不单单指向现象界。“Truth”是一个与灵魂有关的词，不是一个与呈堂证据有关的词。真实的批评，意思是说，批评的时候，我的灵魂仍在真实中。我是真的在批评，不是在咒诅。因为我爱那个我批评的人，因为我的批评没有反过来激怒我。

今天回想起来，凡我对他人的批评，都曾激怒了我自己。正如“白马非马”，批评他人时的“我”，已不是那个未批评他人时的“我”。我一张嘴，就不再是我。我一写字，就失去真实。我对这个世界若有一丝怨恨，我的平安就是假的。

到底，这部描述家庭暴力的作品，许鞍华拉近了我们和李森的距离，还是挖深了我们与他的沟壑。拉近了是Truth，挖深了是诅咒。换言之，若有与妻子争吵的丈夫，看了电影；是敦促他悔改，发现自己与李森竟只有一步之遥；还是更加心安，说我算好的，总不至于如此。

尽管李森的转捩，略显突兀。我原以为，这是许鞍华女性主义的盲点，她无法精细地描述李森的内心争战。好在任达华的表演弥补了这一点。不过当我再思索一些细节，开始领悟到，突兀就是转捩的一部分。突兀暗含了一种人论，就是我的败坏超过我的想象。我灵魂的底线，在现象界不堪一击。

除非跪下去忏悔，人类的自我评价始终偏高。即使经过了大屠杀和集中营，经过了爆炸和自焚。

人类的一切情感，唯有爱不是突发事件。所以突兀使所有人不安全。突兀使人的价值观惊慌。尽管我离李森很远。一个失业、怕老婆的香港男人，在内地青楼女子身上，找到人生的下半场。走出大山的卖笑女子，也在“香港人”的名分中，将自己犹如一只水桶，安放下去。但那卿卿我我的画面，我承认，李森为妻子洗头的温情镜头，对我的自我肯定，仍具有一种冲击力。就像吸血鬼电影，到一个地步，使你怀疑，是否自己也可能是一个吸血鬼？我的一切外在体面，都无法保证我真的不是吸血鬼。

许鞍华藉着这对夫妻的身份，也试图彰显更宏大的社会性隐喻。当落魄的李森喃喃自语，“没有我，哪有你今天”。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开始退后，香港人和内地人的身份突兀出来。这是个奇怪的世界，人要离婚很容易，国家要离婚很难。劝人离婚是合法的，劝国家离婚是严重犯罪。意思是说，家庭远不如国家重要。丈夫和妻子的身份，无法胜过国族的身份。反而丈夫只是一个肉身中的身份，香港居民才是灵魂里的身份。倘若如此，在国家面前，婚姻早就一败涂地。李森的大屠杀，不过是族群主义的战利品。

16-11-21 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