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吃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你读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你信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你说什么样的话，写什么样的字，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移民去了美国12年的宜兰，最后冲着父亲爆发。我说中文的时候，不是一个好妻子。因为我从小在这种语言里，没有学会如何去爱。当我学会了另一种语言，活在英文中，重新获得了表达和沟通的能力，我才开始学会去爱。

父亲愤怒地说，难道是我和你妈造成了你的婚外恋？你背叛丈夫，爱上有妇之夫，又使他背叛自己的妻子。都因为我们没教会你用中文来表达自己？

一个多小时，语言夹杂、味道寡淡的故事，忽然进入高潮。言语稀少的父女俩，一口气说出了电影中一半以上的台词。宜兰说，你和妈妈就从来不谈你们的问题。所以我也学会了不谈，也不懂怎么去谈。

直到她学会英语，躲在英文中说I love you。另一个俄罗斯男人，宜兰说他还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和宜兰一样，他也只能在第二种语言中去爱。或许，也只敢在第二种语言中去爱。再刻薄一点说，当你失丧了在母语中的盼望时，也只配在第二种语言中偷情。这时，“偷情”不只是对一段婚外恋的描述，而是对宜兰和她情人的整个生命状态的界定。如果说，我的灵魂在今生就是一场流亡。那么我这一辈子，用两个汉字来描述，就没有比“偷情”更贴切的了——基本上，这是对“偷生”的一个更文学性的表达。

林和生先生送我一本，他译的《丧钟为谁而鸣》。玄学派诗人、大主教约翰·多恩，病入膏肓，躺在床上，当时伦敦瘟疫肆虐，每天都能听到教堂钟声为一位死者响起。多恩写下那段著名的感言，说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因为钟声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必有一死。第二，你不是一座孤岛，人类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人的死，都是我的一部分的减损。不过海明威引用这句话后，就被人文主义化了。因为在多恩那里，为什么、以及凭什么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却是我的减损。在多恩与另一个死者之间，是有一个中介的，就是基督耶稣和他的教会。

多恩说，“教会为一个孩子施洗，和我有关”。因为这个孩子从此与主的教会相联系，而我是教会的一部分。因此，“教会安葬一个人也与我有关”，因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同一位作者的作品，都属于同一卷书”。

宜兰的爸爸在电影里，也常谈到死亡，和对人生譬如朝露的追思。他逢人就说，从报纸上知道，蟋蟀要在地下活17年，才钻出来，夏天歌唱，然后死亡。他老伴去世了，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对生命意义的指望，延续到了女儿和未来的孙儿上。他来美国看女儿，骨子里不但要看一个从他而出的鲜活生命，也是来看一个死亡之后的世界。

华裔作家和导演，都擅长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原著作者，是哈金之后，近年成就最著的华裔女作家李翊云。《千年敬祈》是她屡屡获奖的短篇小说集，包括爱尔兰一个全球奖金最高的国际短篇小说奖，“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家”奖，和美国笔会的海明威奖。语言的议题，也在小说与现实之间跳跃。因为李女士多次表示，她的小说拒绝译为中文。对我来说，看王颖这部电影，就是最方便的选择了。

有意思的是，多恩也用语言的转换，来描述死亡。他说，“一个人死了，就好像书中的一章，并不会被撕去，而是被转变为另一种更美好的语言”。书中的每一章都会这样被转变。换个角度说，这本《丧钟为谁而鸣》，其实就是约翰·多恩的清明节。但和我们不同，他吊唁追思的，不只是亲人，而是每次丧钟响起的死者。肉身衰残的多恩，在这三十三篇被称为“紧急时刻的祷告”的沉思中，最终获得盼望，以支离破碎的人类语言，抵达了伟大信仰的澄明之光。

但反过来说，清明节的意义，之于我们，仍然不是“丧钟为谁而鸣”。尽管清明也提醒每个缅怀亲人的人，你必有一死。但一个无从得到安慰的提醒，实在残忍。当多恩说，尘世是我肉身的凭据，天国是我灵魂的凭据。我们在亲人坟前，除了烧纸摆肉，糊弄自己的伤感，又能说什么呢。

婚姻衰败的标志之一，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一部用汉语来细致描述家庭伦理的电影。家人的生命关系及伦理张力，始终不是中国导演关怀的焦点。大概宜兰的话，套在李翊云和王颖身上也蛮贴切的。如果你在一种语言中，从来没有学会表达爱。当你学会第二种语言，你就只能远离母语，到艺术中去偷情。

宜兰的爸爸，年轻时参加革命，是一位火箭工程师。后来和女助手关系亲近，出来闲言闲语。这个“作风问题”，使他离开工程师的职位，做了半辈子文书。当他回答女儿，我和你妈从来没有什么问题。宜兰再次爆发，说你的谎言要到什么时候呢。就因为那个女人，从小，人家就指着我说风凉话。我和妈妈都知道。

这一段，特别叫我难过。因为看见盼望的丧失，比疾病更容易遗传，又比疾病更难以医治。幸福转瞬即逝，但捆绑与纠缠，却在一代又一代之间，抽刀断水水更流。

最后的场景，还是隔膜。父亲在房间，自言自语，讲述当年的真相。宜兰却在一墙之隔，收拾行装，转身而去。多少家庭如此相似，没有沟通，只有爆发。井喷式的关系，用一辈子来筑底。

宜兰和情人分手时，用了一句古话，“百年修得同船度，千年修得共枕眠”。她用英文说，你要祈祷一百年，才能共度一条船。你要祈祷一千年，才有好姻缘。不过修行与祈祷，刚好道出了佛教世界观与基督教世界观的迥异。修行在自己；祈祷，却是仰望一个万古以先的恩典。是否需要一个中介，在我们不能和好时，与我们和好；在我们无力沟通时，与我们相交。两种世界观正好相反。基督教的意思，就是相信那一位十字架上的基督，是这个必须的中介。就像多恩将每个死者与自己联系起来，透过基督完成这种联系，就是基督教。去掉这个中介，直接相连，就是人文主义。

所以，把“千年修得共枕眠”这句话，换成一个基督教式的回答，就是感谢神，像一首古圣诗所唱的，“万古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主怀”。除非基督已为我和我爱的人祈祷了一万年，我们因此才能爱。一个不知道如何去爱的人，总要找个地方藏起来。我藏到十字架的爱里面，宜兰却藏在了第二种语言里面。

2009年清明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