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基督教的信仰与知识论，必然地使我在一夜之间摒弃了“权利优先于善”以及“价值与事实两分”的自由主义立场。这些年来，在公共事务上，作为一位牧师，我逐渐从一个权利的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个宗教的保守主义者。在一些人看来，我理所当然地更激进了；在另一些人看来，我不可思议地保守了。这一复杂的历程，正在无数的基督徒身上发生，福音运动在中国，正在目击和酝酿一场公共事务中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最近，我的写作常受到一些非基督徒朋友的质疑，他们遵循一种二元主义的世界观，即认为价值和事实是两分的，信仰是个人的，个人信仰不能被带进公共领域关于普遍知识的讨论中来。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是要把基督信仰“私有化”。但我的写作，却要持守一个基督徒的知识论立场，也是西方世界在启蒙运动之前一千多年以来的知识论立场，即“价值是一个事实”。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大公”的。信仰的公共性和价值作为一种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这三者之上，第一，因为上帝如此启示；第二，而且两千年来基督的教会也如此认信。这样的认信形成了上帝的启示作为一种思想与知识在人类历史中的传承；第三，我个人基于我的理性和悟性，基于我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也如此认信。作为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我对世界和社会的一切思考及表达，无疑都以上帝的存在和信实为前提。我的一切思考和公共写作，都是在中文世界里彰显这样的知识论立场。

成为基督徒后，我对人类历史与思想的脉络和评价，有了几乎翻天覆地的更新的认识，几乎和基督信仰对我个人生命的翻转一样的大。这样的更新还在形成和嬗变中，很兴奋，也令人痛苦。在我看来，西方现代学术一直处在希腊思想的影响之下，误读着希伯来精神。在我看来，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幽灵一直在游荡。在奥古斯丁那里，是希腊思想的基督化；但从阿奎那开始，则是基督信仰被彻底希腊化。此后的经院哲学不断高举人的理性精神，与天主教的自然神论的异端倾向是一致的。过于强调普遍启示，以昏暗的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这样的知识论导致的恶果，就是将特殊启示藐视到一个地步，就经由康德和德国哲学。对上帝的信仰一步步被抽掉了位格性（PERSON），而被形而上学化和伦理化。到头来只好向着希腊诸神的复兴投降。所以到韦伯那里，近代学术价值与事实两分的方法论就开始成形了。

但这个冲突在经院哲学早期已经开始。求知还是爱神，保罗还是亚里士多德？在12世纪的法国，曾举行过一场公开辩论，我把这场辩论当作西方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深受希腊思想影响的一位著名学者和逻辑学家亚拉比，和著名的灵修神学家伯纳德，在无数主教、教士和皇帝面前辩论。到底知识是一种单独的价值，还是一切求知都出对上帝的寻求和爱，并以此为前提。带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知识可以脱离信仰，那么敬虔就和知识没有关系，譬如一个学者拜偶像，行淫乱，这和他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现代人的回答一定是没关系。但人类的精神史上，并非从来只有这一种答案。如果知识论与本体论是分不开的，那么人的敬虔就和人的求知有关系。伯纳德捍卫早期基督教的知识论，作了精彩的发言后，高举亚里士多德精神的亚拉比竟然一言不发，就宣布认输。18个月后，亚拉比郁郁而终。但历史却是如此讽刺，这一幕几乎成了保罗和奥古斯丁的知识论在欧洲的最后一次辉煌。尽管到了13世纪，神学家安东尼仍在他的每一堂课上如此说，“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什么价值呢”。但从此经院哲学已全面的希腊化，在13世纪贡献出阿奎那，主宰了天主教近千年的神学思想，也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为理性主义的未来崛起奠定了根基。西方思想折回头去，重新走向了一条危险的求知而非爱神的道路。直到无神论思想兴起后，就彻底形成了现代社会一套“政治正确”的思想学术标准。

前面提过普南丁格，他的名著《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企图向知识界重申“信念是一种知识”的古典知识论。对“价值无涉”的哲学反思，可以归到康德的二元主义世界观，再往前就到阿奎那和经院哲学对普遍启示的高举。但二元主义作为近代学术的方法论，则是从韦伯开始明确下来的。在韦伯那里，价值无涉只是方法论的，还是本体论的？也许我有误读，但我仍认为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韦伯对这种方法论的立场，其实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就像康德对实践理性的态度一样，好像有边界的，但其实一旦把基督的媒介性（中保性）推开了，就变成了垄断整个世界的逻辑。譬如韦伯认为一个教师在课堂上是不应传递价值信念的，他只能传授“知识”，而不能成为任何一种信念的宣教士。这与当今世界的“政治正确”的学术霸权如出一辙。前两年国内的自由主义朋友对此也有过辩论，一位我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者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课堂上保持价值中立，共产党在课堂上宣扬他的意识形态固然不对，但自由派也不应在课堂上宣传反共产党的价值观。更不用说基督徒宣传他们的信仰了。

一种单独的、与价值立场无涉的知识论的存在，从神学上说，是对普遍启示的偶像崇拜。换句话说，人若有罪，“罪”在知识论中到底有没有地位？在人与普遍启示之间，如果罪是真实的，那么敬虔怎么可能与知识论没有关系呢？换句话说，怎么可能存在一种与信仰无关的知识论？从历史上说，这种与敬虔无关的知识论，则来自经院哲学在亚里士多德影响下对基督教神学的改造。

有人说基督徒吃饭前祷告，看起来很迂。其实不但迂，而且圣经中保罗就说过，基督信仰在智慧人看来，叫做愚拙。当希腊人第一次听说，真理不是唯理的，而是可以而且已经“道成肉身”的、活生生的耶稣。他们当初的惊讶，距离今天的知识和智慧实在太远了。曾经也离我那么远，远到不可想象。很多朋友说，我相信有绝对真理，但真理绝对不是一个“位格”。但没有位格，就很难想象祷告的经历。孔子的弟子生病了，请老师为他祷告。孔子说“丘之祷久矣”。我无法想象他怎样祷告。但从上帝的位格性上，可以看到孔子的迷信，其实比基督徒厉害多了。在一个没有“位格”的上天之下，也许“知识”可以成为一种可能，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可能，但祷告又如何成为一种可能呢？那个天而不是“那一位”天，怎么可能在祷告中与人同在呢？孔子祷告，表明孔子的世界观也是断裂的。

无论如何，鉴于韦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他的方法论和二元主义世界观，需要基督徒知识分子去作更多的探讨、澄清，重新捍卫信念是一个事实的知识论。至少，要澄清“价值无涉”只是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只是方法论之一，不是知识论的唯一进路。进而，还要讨论一个在中国文化中从未被认真对待过的问题：敬虔与知识有没有关系？

我尚无能力对思想史做一个基督徒视野下的更清晰的阐述。我最近的一个讲座整理稿，《宪政主义与世界观》，只是从政治学与法学的视野，来尝试阐述基督徒的那个完整的世界观。希望中国的知识界能够宽容到接受这种古典的，甚至是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的知识论与世界观。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知识论与世界观，尽管新教来华已有两百年了，但尚未更深地真正进入中国文化。我也很希望基督徒知识分子们，在这样的对思想文化的更新的理解中，可以与主流知识界有更深的对话和沟通。

基督徒固然有着“文化使命”的负担，但当我们谈论文化使命时，也面临一个严重的试探，就是去向这个世界的思想立场和学术标准妥协。因为很多时候你不妥协，就无法获得言说的正当性及其正当的利益。对身在学院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面向大众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这都是最大的一种试探。

下面摘录我最近几段文字：

      1、我在“天涯社区”与网友的一段讨论：

作者：把水搅浑了再说　回复日期：2007-3-28　19:56:45
诚意给楼主一点建议，楼主有不少东西让我感到钦佩，也有所受益，但是，个人以为，还是适当把学术讨论和自己的宗教信仰稍稍拉开点距离为好。学术讨论的一个基本立场和原则是价值无涉，动辄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情感直接带进一些有关的学术讨论很不适宜，让人很难不怀疑你价值先行，这样做的效果也并不好。

回再说兄和其他持类似看法的朋友，你的这个意见点中了实质。学术与价值无涉，的确是韦伯以来近代思想学术的一个立场，他将价值与事实两分，开创了这个传统。但可惜的是，这不是我的原则。我遵循的是奥古斯丁以来的知识论，即价值是一种事实，价值是truth，离开价值立场，就没有真正的知识。一个人无论是否基督徒，如果他宣称自己有信仰，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价值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一种假设。否则他的价值信仰就是虚伪的。我的一切文字，都是价值先行，都是以我信奉的价值为前提和立场。我不但不遵循价值与事实的两分，而且反对和批判这种两分。

在一个公共的思想平台，我想这样鲜明的立场，就构成了多元中的一元。而且在今天的主流思想文化和学术霸权中是极其欠缺的一元。我拒绝向着现代学术标准，也就是一个以无神论为基础的知识论妥协。至少你就知道了，在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人顽固地持守这种古老的（错误的？愚昧的？过时的）的知识论。这就是我期望的效果。至于这种知识（价值）的论述是否打动你，或说服你，让我们一起努力。

非常感谢你一针见血的意见。

王怡
      2、在演讲《宪政主义与世界观》中论及韦伯的两段文字：

“世界的场景”，是维斯根斯特谈论世界观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海德格尔也多次评论这个概念。但当他们说“世界的场景”时，那个场景已经断裂了，价值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事实。所以他们都引向存在主义的流派。其实当韦伯虚构出一个社会科学的所谓中立性时，就已经把西方知识传统中的那个整全性的世界观打破了。这样就进入了现代社会，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找不着北的社会。在西方古典时代，信仰传统或者说价值传统，与知识传统是一个整体。韦伯终其一生都在信仰的门外徘徊，他的心必须刚硬起来，把世界摔成两半，不然就痛苦死了。可摔成两半之后，就更痛苦了。如张爱玲的《半生缘》到了末尾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前面说到韦伯，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清教徒（加尔文主义）视自己从事的工作为圣职的观念密不可分。这就是近代“职业”观的产生。不过韦伯是从社会学和宗教学的角度去评价这一切，而不是把清教徒的天职观放回基督教的那个整全的世界观中去观察。他点出了重要的问题，但无法完整的阐释这一切。因为韦伯一生对基督教大公信仰困惑重重，尤其对加尔文主义所理解的那一位上帝，始终怀着怨恨和距离。而在当时，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已经轰轰烈烈的向着新世纪敞开了。于是面对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韦伯开始把价值和事实分开，认为知识和学术可以离开价值立场，而且必须离开价值立场，却仍然具有客观性。这是对基督教世界观的一种背叛，也是对从安瑟伦到奥古斯丁坚持“除非相信，否则不能理解”的知识论传统的一种背叛。但韦伯由此开创了近代学术传统。他的两篇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就是在离弃上帝“呼召”的背景下，对清教徒天职观的一种继承。今天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对思想学术的某种准信仰的立场，就是从韦伯这里来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士大夫精神的遗留。

     3、在《有两种启蒙和复兴摆在眼前：对“呼唤文艺复兴”的回应》一文论及韦伯的一段：

刘军宁先生说西方近代文明主要来自文艺复兴的激发，这话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正确。因为近代的启蒙与复兴，也被称为三“R”运动，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这三大运动，都同样面对一个糟糕的罗马天主教会对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的压迫。它们的反抗，共同奠定了今天这个世界的基本图景，也带来了两种启蒙和复兴的道路。但一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眼光似乎只能理解和关切其中的一种。新教改革的意义，清教徒和改革宗神学，怎样以信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迄今为止还是被知识界高度忽视。近30年来，我们的理解水平几乎停留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上。韦伯讲出了清教徒的信仰与市场体制的关系，但他对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神学的理解流于粗浅，甚至怀有怨恨。在他那里，已开始将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截然分开，这种分离使韦伯痛苦，并因此强调个人价值决断的重要性。在这种价值决断里面，已暗含了投向施米特和希特勒的影子。同时他摒弃价值立场的“学术信仰化”的宗教学进路，也暗合了知识界将信仰看为知识客体的自由派立场。

      4、在《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一书中“上编”的前言：

本编将集中论述古典宪政主义和现代宪政主义所提供的理论与技术，及其背后那些根深蒂固的价值传统。我企图以一种知识复原的方式，将这种对宪政传统的论述镶嵌到我在中文语境和时代处境下对宪政主义的观念推进中去。我不主张以规范学术的方式将对非汉语知识的讨论和汉语知识的加添截然分开。这是我与规范学术界扞格不通的地方。我对社科学术的基本立场，就是人类知识传统在中文学术语境中的复述和生长。而不是以一种想象中的中立客观，以汉语的方式讨论非汉语知识。这种方式制造了一个顽固的他者意识，长期以来造就了知识的断裂，使知识和思想无法以一种整全性的方式在汉语语境中得以推进，甚至不能真正落足，成为汉语知识的一部分。我的上述学术理念，显而易见来自于两个立场，一是我对某种知识和观念传统的整全性和本体论的价值预设，一是我对时代处境和汉语语境的切身体察。我的论述中将处处凸现这两个方面，但我不准备特别为这样的普遍性预设辩护。因为任何一种预设都在学术自由的范围内，无论它是否长期以来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鄙弃，甚至是被强迫性的及时代性的怀疑。

17-03-06 08:00

——摘自“王怡的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