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国的本质》一样，于哥的第二本书，有思想的穿透力，有对时代的切肤之痒。他以韦伯社会学的进路，用“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两个概念，把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与其背后的宗教精神勾连起来。赵晓说，这是一本中国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呢，我对此书的解读，就是制度层面上的普遍主义，和灵魂层面上的个人主义。

于哥的基本结论是，主要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英语国家，在对上帝主权的信靠中，脱离各种传统主义、特殊主义对世界的割据，建立了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观及制度范式。并在“因信称义”的圣经教导中，唤醒了每一个个体位格的真实、尊贵和责任。从而激发出源源不断的个人主义的创造力。从瑞士到荷兰，从英格兰到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崛起，不过是这一世界观的平面设计。

而主要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欧陆国家，则以反基督（新）教的精神，在对人类理性的信靠中，建立了另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观。这一替代性的世界观的谱系中，既衍生出了共产主义，也衍生出了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极权主义。作者的这一立场，虽不尽全面，却振聋发聩。在某个意义上，超越了中国思想界迄今为止对英美与欧陆两条现代化道路的全部理解。

思想界对两条现代化道理的理解，有一明显的脉络。60 年代的顾准，在牛棚笔记中，以锋利的思想火花，反思了两条道路的迥异，也点出了新教背景之于我们是一个盲区。80 年代的启蒙运动，再次混同了两条道路的激情。90 年代中期，刘小枫和朱学勤先生，分别从神学和思想史进路，面向德语思想和法国传统，推进了对这一关乎中国现代化进程最核心命题的理解。之后大致十年，当亨廷顿说，欧洲和美国的最大差异在宗教信仰。但汉语世界中，未曾看到推进这一命题的、启蒙式的和“旗帜鲜明”的作品。

直到于哥这本非学院派的、雄心勃勃的书。作为一本通俗性的启蒙读物，学理上不够严谨，但掩不住视野上的生机勃勃。这不是学者写来评职称的书，是给学者们评职称的书。书中几乎每一章节，都可捻出几个前沿性的博士选题。

对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混同与误读，我能想到最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夸奖马丁·路德·金，和恩格斯夸奖加尔文。

1968 年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遇刺。这位黑人浸信会牧师，一生以基督精神和非暴力方式，在一个普遍主义的宪政平台上，寻求公义与慈爱。结果中国各大城市，都在上级安排下组织了游行。毛泽东发表了对金牧师热情洋溢的赞美。天安门前，几十万群众高呼“血债血还”。一时间，连中国农民都知道有个苦大仇很的马丁弟兄。

今年是约翰·加尔文诞生 500 周年，这本书也算是汉语世界对他的一个致敬。尽管这样的致敬，对中国知识界而言，还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不过思想史上，对加尔文夸得最厉害的，并不是英美派，反而是卢梭和恩格斯。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于伦敦，卢梭也住在瑞士。他享受着新教共和国的普遍主义成就，不由自主地说，“不管我们的宗教如何发生巨变，只要爱国和自由精神仍在，加尔文就会仍然活在我们中间，记念这位伟人的人都必蒙祝福”。

恩格斯也说，“加尔文的信条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成为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并“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他赞叹加尔文的信条“适合了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而在上帝的国度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主、主教和领主吗”？

从卢梭到恩格斯，都看见了新教的制度成就。但从法国启蒙运动对人性的高举，到德国哲学中从康德到黑格尔，以理性与道德取代了一个有位格的上帝，就是加尔文主义的上帝时；一种反宗教的、第二条现代化道路就在“九三年”之后开始了。

此书也有欠缺，是忽略了“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新教的个人主义，好比天上的君王派了一个使者，到世上来。他就是个人主义的，谁敢对他不敬呢。一切地上的团体和成就，都不再是目的，而是器皿。新教的意义是把这个使者的头衔和地位，赋予给了每一位信徒。以至于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在世俗国家面前获得了神圣性。换言之，加尔文主义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普遍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因为一切出于上帝的主权，也归于上帝的主权。但这样的信念一着陆，恰恰就成了个人主义。就像耶稣警告门徒们，说不要瞧不起小子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

所以个人主义的意思，就是当每个人都是钦差大臣。羞辱任何人，都是羞辱上帝。这就是现代化的本质。所以美国律师的名言说，捍卫我当事人的正当利益，直到天下大乱也不停止。所以林肯说，为了黑人弟兄不被奴役，让联邦毁灭一千次也在所不惜。所以共和国的意思，就是时刻准备着，为了一个人的尊严而甘愿被颠覆。所以大国崛起不是从卫星开始，是从邓玉娇开始。

2009-7-3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