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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年，英国伦敦会差遣的宣教士麦都思，用娴熟的中文写下一部《三字经》，其中阐明因信称义的福音，并宣称，“我信之，必得救。我怀疑，主弗救”。这是宗教改革的福音信仰，闯入中文世界的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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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监理会的宣教士林乐知创办《教会新报》（CHURCHNEWS）。出刊301期后，更名为《万国公报》，从教会刊物变为文化刊物。到1889年，再变为“广学会”，长老会宣教士李提摩太参与其中。

这一进程，标志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宣教士在华传教的一个重心转移。其一，欧美的自由派神学逐渐压倒古旧福音的焦点，来华宣教士群体逐渐受母会影响，更加看重基督教之于社会、文化及政治的影响。既要带给中国人福音，也要带给中国人自由。既要传扬基督的福音，也要传扬西方文明，成为众多宣教士的渴望。进而，这两个目标开始在世纪之交融为一体。其二，在庚子事变后，不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救亡压倒了启蒙”。对西方宣教士来说，文明与野蛮之别，也压倒了信与不信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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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群体这一从福音到文化的焦点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士大夫的戊戌变法。有意思的是，恰恰是从《万国公报》和李提摩太等人的工作开始，路德及其宗教改革的事迹，开始被中国士大夫阶层广泛了解。在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路德是西方文明崛起之枢纽。他认为路德比近代西方任何其他人物，都更为重要。“新教出而旧教殆”，才有近代思想与技术的喷发。

流亡期间的康有为，十分相信是宗教改革催生了欧美的政治与社会进步。因此，他写下《孔教之路德》一文，倡导中国的出路，第一，是须以儒家为国教。第二，是须有一场孔教的宗教改革。在他看来，这正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必须先有宗教的复兴，“新教出而旧教殆”，才能有政治的革命。

可是，如果孔子是中国的耶稣，那谁是中国的路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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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既是康有为的弟子，也是李提摩太的秘书。他直接宣称，康有为便是孔教的路德，意图以孔教的复兴，催生中国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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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康有为游历德国，参观路德翻译新约圣经的书房，写下两首《颂路德》。其中一首说，
兵垒翻经十月中
板扉木榻匿英雄
若无护法强侯在
早与呼斯滑洒风
呼斯，即约翰·胡斯。康有为的意思是，假设没有德意志选侯的政治庇护，路德也终将成为另一只被烧死的天鹅。南海此诗，显然以路德自况，叹息在大清，没有慧眼识英雄的王侯，自己最终难免是一个失败的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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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教会仍在中国的草根中默默生长。与知识分子们的这一切挣扎，两不相干。

1900年的拳乱，对在华宣教带来两个剧烈的变化。加速了上述从福音焦点向文化焦点的转移。

其一，是大批19世纪中期来华的宣教士殉道。其中许多人已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带着19世纪中期的神学痕迹。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福音的再发现”这一宗教改革的后裔。因为19世纪中期的宗派大爆炸，及19世纪末期自由派神学的泛滥，对这一在华宣教士群体的影响，还不是致命的。

一方面，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庚子事变后的短短十年间，来华宣教士的数量，就远远超出被杀宣教士的总和。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次基督教在华宣教的大换血。在1900年后来华的宣教士，在整体上开始倾向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宣教士之间，在宗派与神学上的争吵与争战，也逐步消耗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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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剧烈变化，往往未引起教会史家的注意。就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本土教会精英，几乎毁之大半。虽然被杀信徒的总数，并不算太多。然而，中国本土牧师的数量和比例，却在1900年后急速下降，之后差不多花了近二十年，才恢复到拳乱之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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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未来将影响中国教会一百年的领袖人物，几乎都是1900年前后的世纪婴儿。他们还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才能登上福音的舞台，被主兴起，扭转外国宣教士的自由派倾向。

在庚子事变中，出生于东交民巷、美国大使馆中的王明道，是北方教会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不但是当年被逼自杀的父亲的遗腹子，也可算是19世纪中国教会的遗腹子。

在南方，受庚子事变影响较小的福建，成为了另一个本土领袖的发源地。在某个意义上，一是因为教会领袖的大量殉道，二是因为宣教士的工作战略性地转向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三是因为民族救亡的危机，产生了排外和自立的民族主义；20世纪初的中国教会，忽然进入一个本土的平信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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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教会的平信徒，是喝19世纪来华宣教士所喂的奶长大的。他们的三字经，就是“我信之，必得救。我怀疑，主弗救”。

在20世纪上半叶，稍微夸张一点说，中国几乎有了两个不相干的基督教。一个是“20世纪的基督教”或在知识阶层传扬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医疗乃至政治，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另一个是“19世纪的基督教”或在草根阶层传扬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对中国的社会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然而最终，这个基督教却在中国20世纪一切最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存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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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基督教，简单来说，就是吴耀宗的基督教，与王明道的基督教；或金陵神学院的基督教，与华北神学院的基督教；或“学联会”的基督教，与“青年会”的基督教。最终，在1949年后，就是三自爱国的基督教，与家庭教会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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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别，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那时，康有为所梦想的“中国的路德”或中国的宗教改革，至少是小规模地来临了。“山东大复兴”后，一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被主兴起，逐渐取代了在华宣教士群体，一跃成为中国教会的属灵领袖。

稍晚于美国的基要派，中国教会也产生了自己的基要派运动。并且远早于美国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中分离出来，山东的华北神学院就从号称“中国的普林斯顿”的齐鲁大学神学院中分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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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在过去一百年，中国教会经历了两次大逼迫和大巨变。

一次是1900年的庚子事变。19世纪的来华宣教士，多为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后裔，福音在他们那里，是清晰、古旧和肯定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由派神学和科学主义，几乎全面侵蚀和占据了西方教会。在20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宣教士中间，福音逐渐变得混杂、多元而失去了焦点。

然而，经过庚子事变的苦难，中国教会在1920-40年代，兴起一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和传道人，他们以朴素的神学和信仰，承继了19世纪英美宣教士所带来的那个“我信之，必得救。我怀疑，主弗救”的福音。

并且，与他们同在的，也仅有圣灵的大能，并无康有为所期盼的“护法强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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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到1949年，教会迎来第二次大逼迫与大巨变时，这批本土的传道人和基要派教会，成为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在中国所留存的种子，也形成了最近六十年传统家庭教会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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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500年前，第一批新教徒，常常面对来自罗马教会的、一个尖锐的质问和奚落：

“在马丁路德之前，教会在哪里”？

路德的回答是，在福音中。

因此，在德意志地区，当那些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福音的人，聚集在一起，传扬福音，崇拜上帝并施洗、掰饼的时候，他们被称为“福音派”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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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更清晰地给出了“教会在哪里”的另一个回答，是在圣经中。

因此，在宗教改革后，那些相信圣经是唯一的至高权威、重新以圣经来教导我们归正、学义的教会，被称为归回圣经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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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之，宗教改革结束了吗？无论在哪里，基督的恩典没有藉着十字架，被置于一切信仰生活的中心，宗教改革就没有结束，而必将在那里继续；无论在哪个时代，上帝的荣耀若没有藉着圣经无误的话语，而成为教会生活与使命的根基，宗教改革就没有结束，而必将在那个时代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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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在今天的继续，或教会在今天世俗时代的出路，就是回到起初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这两个回答：

唯独上帝主权恩典的福音，而不是我们的敬虔、美德和善工使我们得救；唯独基督十架的宝血本身，而不是我们俗世的成功、事工的果效和神学的正确，是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坚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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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教会唯独从福音而生，也唯独从圣经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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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中国，宣教士被尽数驱赶出去，无论是基要派的，还是自由派的。而在本土教会中，自由派投靠了无神论政府，基要派则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教会在中国，再一次经历了唯独从福音而生，也唯独从圣经而生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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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意义上，中国家庭教会的第一代领袖，如同集体的路德。王明道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代表。他以一个人的良心，几十年的牢狱，对抗了整个帝国。

经过内战之后（费正清称文革是中国的第五次内战）三十多年的复兴，老一辈为主坐监的传道人，逐渐被主接回天家。今天，改革宗神学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广泛传播，使教会开始思考“教义、教会、教制”这三大议题。似乎标志着中国教会的福音再发现，进入了以加尔文为代表的第二代改教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