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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再发现，几乎颠覆了新教对个人命运的看法，和对教会历史的看法。就前者而论，路德说，“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创造’和恩典的进入，始于深刻的攻击和恐惧，或其他巨大的困难和不幸，对于良心的击打”。我们若不被击打，就不会回到恩典，依靠恩典。而我们若不经历苦痛、惊慌和不幸，我们的良心就岿然不动，不被击打。在C.S.路易斯那里，路德的这一发现，被浓缩为一句令20世纪的基督徒耳熟能详的话，即“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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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对苦难的赞美，而是对恩典的赞美。只有福音能够产生这样一种人生观：那个骂我的人，是上帝派来骂我的。即使那个骂我的人怀着恶毒的动机，但他也无法不成为被上帝使用的、达成福音美善目的的工具，就是最终使我走向称义、成圣和得荣耀。也许我的疾病和失败，的确来自魔鬼的攻击，但就连魔鬼也是上帝“派来”的——不过，现代基督徒通常会换一种更温和的神学用语：是上帝“允许”的。这样，除了基督的恩典，我的生命中其实并没有其他实存性的东西。因为其余的一切，都是为了引我进入恩典。换言之，恩典意味着，苦难和罪恶都不再是终极的，除了基督的死而复活，我的人生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件具有终极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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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说，加尔文谈到，福音意味着“断绝自我称义的希望”。就像一个酒鬼要断绝酒瘾，烟鬼要断绝烟瘾，福音意味着，我们要在十字架之外，彻底断绝称义的希望。“从律法当中完全解脱出来，绝对不再依赖行为”。而且，唯有福音，才能断绝我们的“道德瘾”。这不是对道德本身的否定，而是将美善的道德，从我们污秽的罪性中抢回来，不容我们以自己的名义，占据任何可称颂的美德。因为罪的意思，就是对于称自己为一个义人有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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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不但失去了自我的矜持，也失去了对他人的道德制高点。因此，福音也同时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观的出现。

借用卡尔·楚门的话说，“教会历史上最惊人的事实，就是尽管神的百姓及其领袖常常做出不道德的、对神不忠的事，但神的国度仍然不断地扩展”。历史学的目的，总是在事实之间，寻求因果关系。但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之后，是一个恩典君临天下的世界。因此，除了福音以外，无人能够肯定一连串历史事实之间的前因后果。现在，历史学要成立，就必须以福音为中心，也就是以上帝的主权恩典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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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主权恩典的福音意味着，在“我们的个人行为”和“福音的果效”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牢不可破的因果关系。卡尔·楚门说，我们要为此赞美主，为这两者之间没有牢不可破的因果关系而赞美祂。不然，有谁能得救呢？有谁能成为历史的幸存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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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宗教改革的动力和努力，单单源自于对上帝主权恩典的深深的惊叹与顺服。在任何情形下，基督已成就的工作和天父永恒的旨意，牢不可破地掌管和指挥着世上的一切，这种牢不可破的掌管和指挥，并特别彰显在祂的教会中。以至于我们对于在任何情形下的，人心的翻转，秩序的颠覆，黑暗的褪去，都可以存着坚不可摧的信赖。奇怪的是，即使在软弱、小信和悲伤中，这种坚不可摧的信赖，在真信徒的生命中依然坚不可摧。我的意思，用诗篇中的话说，这种本质上的坚不可摧，甚至可以通过“义人虽七次跌倒”的过程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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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种“对上帝主权恩典的深深的惊叹与顺服”所驱使的改革，是宗教改革。不被这种牢不可破的信赖所驱动的改革，是社会改革。在20世纪的教会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是人们不思进取，而是教会中的社会改革太多，宗教改革太少。一批又一批想要改革教会的人，都是以社会改革（或道德革新）的实质，替代了宗教改革的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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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提醒：路德的改革不是藉着改变组织架构和崇拜礼仪，最终改变了人们的心灵和思想；相反，他的改革之所以最后改变了教会的组织架构和崇拜礼仪，是因为他的心灵和思想，先被福音改换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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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教会在今天的危机之一，就是一旦我们满足于外在的形式的改革——包括我们崇拜时的诗歌、语言、风格、圣经的译本、讲道的方式、时间、合格的圣职人员的产生、甚至守主日为安息的具体方式——我们就会因这些事而心满意足，不想再改革什么了（在通常情形下，最后只剩下了自己还没有被改革）。因为我们已拥有了改革宗教会的特定文化。我的意思是，我们很难不渴望守住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很难倾向于将它再次打破。而我们的身份认同很容易从福音的核心，转移到福音的某种外在形式上。但福音要求我们，甚至喜悦我们，不断打破我们开始形成的新的自我，甚至引领和迫使我们，再次被剥光衣服，面对福音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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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危机是，大家会说，我们的宗教改革已在大约5年前爆发过了，或我们已在十年前重新发现了福音，因此建立了这间教会。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做得更好，做得更多，现在是成圣的工夫，至少对大多数信徒来说，他们的属灵需求，已经不再是关于“称义”、“得儿子名分”的教义，或教导他们相信“基督的死而复活”了，他们需要的是天路历程上保质期较长的干粮，不再是如饥似渴的以琳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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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不是的。这种看法其实是反福音的。宗教改革竟然在五旬节过去了1500年后才发生，这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教会到了任何一个地步，任何一种境地，教会全体所亟需的，仍然是福音本身。一个德高望重的圣徒，即便到了离世前的最后一天，最要紧的事，还是他当初受洗时的悔改与宣信：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主的恩所成的。我信圣子基督，祂是神，祂是光，祂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祂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

——摘自《基督是主——论政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