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是英国《废奴贸易法案》200 周年、也是人类废除奴隶制度 200 周年纪念。为迎接这个年份，全世界动静不小。好莱坞拍了这部英国废奴运动的核心人物威伯福斯的传记片《奇异恩典》。英美在各教会推动下，也兴起了一场白人信徒为祖先贩奴行为认罪、悔改，以及向黑人道歉和赔偿的运动。一些教会甚至考虑如何向教会中的黑人成员进行赔偿。
英国贩奴起源于 1562 年，第一个把非洲人卖到大西洋的约翰·霍金斯，他后来因帮助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被伊丽莎白女王册封为爵士。2006 年6 月，他的直系后代、37 岁的基督徒安德鲁·霍金斯来到了冈比亚，这是他祖先掳掠黑人最多的国家，也是著名小说《根》中黑奴昆达的故乡。安德鲁出现在当地一个国际盛会上。他身绑铁链，和另外 20 名白人志愿者一起跪在 25000 名非洲人面前，为祖先的罪行忏悔，请求非洲居民的谅解。他们下跪后，全场沉默良久。参加庆典的冈比亚副总统最后决定走上前去，将安德鲁扶了起来。
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另一部电影《断锁怒潮》，在英国废奴和美国废奴之间的空档，一艘西班牙的奴隶船上，黑人发起暴动杀死了虐待他们的船员。但在返航途中被美国海军拘捕。这是美国史上一桩著名的案件，73 岁的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面前为这些黑人辩护。他们最终被判无罪，获准选择居留或返回祖国。在司法的进程之外，一群贵格派的基督徒则恒久地为这些黑奴代祷。电影里，他们跪在监狱外的冰天雪地祈祷。铁栏内两个黑人同情地望着他们，说这些人的亲人死了吗，他们为什么这么痛苦？接着信徒们唱起了那首著名的圣歌《奇异恩典》。黑人囚徒们彼此说，原来他们是歌唱家。开庭前，贵格派信徒将插图本的《圣经》递给了这些囚犯。在牢中，他们连看带猜，竟然读出了整个福音的故事。在这个新大陆上，一个艰难的自由之旅和信仰之旅，同时临到了这个今天被称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族群。
世界的另一个回应是对现代奴工的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 2007 年定为“世界消除童工年”；英国学者拿出了一份关于当代英国“奴工”与人口贩卖的报告。奴隶制或许消灭了，但一个人凡受他人的支配，低于一份正当的雇佣关系的，都可以称为现代意义上的“奴隶”。包括被贩卖的妇女、儿童，受到暴力约束的妓女，在某种管制下缺乏基本保障与人身自由的工人等。美国也发布了一项统计，如今全球每年仍有 60 万—80 万人被贩卖。中国呢，则在 2007 年向这世界贡献了“山西奴工事件”，使这部电影、这首歌和这个人，之于我们的意义显得尤其吃紧。
威伯福斯，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基督徒政治家，也是普世废奴运动的象征人物。他和“克拉朋联盟”的 7 名基督徒一道，不费别人一枪一卒，只耗费自己45 年的光阴，终于在 1807 年推动英国通过了《废奴贸易法案》。威伯福斯随后致信他的好朋友门罗及美国总统杰斐逊，请求两国共同搜捕海上奴隶船只。1809 年，美国在英美双边会议中宣布，在星条旗下禁止奴隶贸易。1815 年，“克拉朋联盟”再次推动英国在维也纳和会上促使欧洲各国同意禁止奴隶贸易。1833 年，威伯福斯去世后的第三天，英国议会通过了最后废奴法案，宣布奴隶制为非法，并以每人 27 英镑，共付 2000 万英镑的赎金，释放了大英帝国全境内的 75 万奴隶。
直到今天，多数人仍将德法式的启蒙理念看为人类的主流思潮，接受为自己的世界观。一般民众也误以为奴隶制在近代的废除，似乎是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甚至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结果。好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这句歌词，“奴隶”不仅指向一种“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财产”的制度，也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比喻，指代各种专制制度下的被统治者。所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反对奴隶制，但并没有几句话关怀奴隶，通篇只是借奴隶的譬喻批评君主制而已。罗伯斯庇尔也曾是一个废奴团体“黑人之友”的成员，雅各宾派掌权后，这个废奴主义者却摇身变为专制暴君。1784 年 2 月，雅各宾党人宣布在法属殖民地废除奴隶贸易，使法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口头上废奴的国家，因为这时的法属殖民地几乎都被英国接管了。从这时起，法国在半个多世纪内几乎每爆发一次革命，都会宣布一次废奴。但当 1802 年英国归还它占据的殖民地后，法国立即恢复了奴隶贸易。1815 年的维也纳和平会议上，法国更愿出一个殖民地的价格，劝说英国放弃要求欧洲禁止奴隶贸易的提案，当时遭到威灵顿公爵的拒绝。《维也纳公约》签署之后，法国又与英国达成补充协议，延长法国 5 年的奴隶贸易。后来一直拖啊拖，直到 1831 年在英国施压下，法国再次签约“禁止本国国民直接或间接从事奴隶贸易”。可短短两年之后，这个政府再一次撕毁条约，以“劳工自由输入”的名义公开恢复了黑奴贩卖。1848 年，法国又一次宣布废除奴隶制。但直到 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在林肯为解放奴隶而战的影响下，法国的奴隶贸易才最后终止。
在革命家和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奴隶不应该存在，是因为“人”的价值在宗教的束缚下被重新发现，成为了宇宙的中心。康德，孔多塞，潘恩、黑格尔，无数人为这一梦想而激动。当人的理性被高举，每个奴隶的存在都意味着对人文主义的一记耳光。奴隶是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伤疤，使一个高歌猛进的意识形态面临亏欠。奴隶的存在，让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时代恼羞成怒，但不是构成一个爱的理由，反而构成了一个断头台的理由。
在人的理性第一次被高举的古希腊，哲人们如同主张强制堕胎一样，也主张奴隶制的正当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奴隶制视为“天然的、有利的和公正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把奴隶视为“理想社会的必要成分”。近代一些启蒙思想家批判奴隶制，仍然基于理性的权衡，或从社会层面和功利主义的探讨出发。如孟德斯鸠认为奴隶制违反自然法和民法，因为这是一种“少数懒惰、富裕和骄奢淫逸的人为一己私利而推行的无益的制度”。和希腊哲人一样，有益还是无益，始终是理性主义者主要的评判根据。理性主义不可能萌出对黑人“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弟兄般的爱。他们关心的是处境，不是心灵；不是“爱你的邻人”，而是如何对待邻人才于我有利。就如今天的“商业化笑容”，因为笑可以增加销售量，所以必须笑。
一位学者指出，正是启蒙运动的反宗教倾向，在普世奴隶制被废止之后演变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他说，启蒙运动推崇的自由人权观念的确帮助了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但启蒙运动天然具有“反奴隶制和反黑人”两种倾向共存的悖论。伏尔泰等启蒙作家都认为，亚当、夏娃为人类共祖的说法不过是一个神话，他们反对基督教的人类同源论，主张“人类多源论”。这就不可避免地导向价值的多元和相对主义，将黑人看作异类的倾向就在人心中难以抑制。一旦你认为人类缺乏一个共同根源，黑人与白人之别，就在宇宙论的意义上和人与猿之别无异。自由主义的意思只是一种风度，尽管你讨厌一个黑人，但你应该装作就像他真的与你平等一样。但自由主义管得住人的行为，却管不住人的心。
因为“奴隶”不是法律或政治意义上对人的界定，“奴隶”是生命的一种处境。离开了爱的福音，和罪的赦免，人类在任何处境下都可能仍是奴隶。这部电影叫人看见，福音改变人，然后透过人改变制度；但福音却高于一切制度。因为它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高于平等的、人与人在基督里的爱。
二百年前那一场英美的废奴运动，恰恰不是革命的，而是福音的。这个事实长期以来被人文主义的学术史扭曲了。英美的福音派基督徒，从跪在地上的代祷者，到议会里的政治家，从前往非洲的传教士，到那些在黑人中自甘为奴的“弟兄会”信徒。他们为着人的“被造平等”而反对奴隶制，为着“上帝的国”和“对邻人的爱”而争战。革命家以暴力反对制度，以制度改造人性，为是使一个大写的“人的旨意行在地上”。而威伯福斯和他的弟兄们在废奴运动中的全部努力，是为了遵循和见证《圣经》的教导。如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为他们代祷的那样，“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
革命家的路数是“从奴隶到将军”，威伯福斯和福音派基督徒的盼望却是“从奴隶到弟兄”。他们不信暴力，只信“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箴言书》25：15）。启蒙者追求的平等，是一种打碎了人类整体性的、原子式的平等，平等的意思就是平等得像两颗遥远的星球。威伯福斯和英国废奴者们追求的平等，却根植于人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整体性，平等的意思就是平等得像弟兄和手足。普世的奴隶制已成历史，这一根植于基督信仰的爱的福音，却仍在不断地成为着历史。尽管当黑暗来袭的时候，我们依然掩面痛哭。
有人说《圣经》中没有主张废奴。其实一条高于制度的废奴道路，就在十字架上。在新约《腓利门书》中有更透彻的描述。腓利门是当时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从他家中逃跑的奴隶，曾与保罗一同坐监，在狱中成为基督徒。保罗一面要求阿尼西母回去，一面写了封致腓利门的信，请求腓利门饶恕和接纳“在基督里”的阿尼西母。既然基督同为奴隶和奴隶主死了，以上帝独生子的血赎他们的罪，并为他们而复活。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就一起被称为神的儿女。“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就是一条靠着十字架的废奴之路。当阿尼西母与腓利门同为神的后嗣，他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
一个基督徒奴隶，揣着这封信，只凭着信心，冒着逃亡奴隶会被处死的危险，走在返乡为奴的路上。活象世人眼里的白痴和疯子。阿尼西母知道那个正在等他的人，在处境中是他的主人，但在灵魂中已是他的弟兄。制度不能瞬息改变，因为制度是罪人位格相交的产物，邪恶的制度就是邪恶的人性本身，是罪人位格内涵的文化外观。但一个人的灵魂却可以被瞬息翻转。就算活在邪恶的制度下，一个逃亡奴隶与一个奴隶主的关系依然有希望，依然可以超越制度对人心的捆绑。这样的希望，不正是一个邪恶的制度也终将被真理翻转的希望所在吗？
信仰不是打倒奴隶制，是将“奴隶”这种生命的真实处境从人心中废去，在一切处境之下搭救人的灵魂。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希望就是同一个希望。走在归乡为奴路上的阿尼西母，面带笑容，心有安宁。这就是人类废奴史的一个真正开端，也是人类史上一幅充满爱的指望的图画。
以古代奴隶制的废止为例，1827 年，德国史家克鲁泽尔在《古代罗马奴隶制概述》中，将近代奴隶制的消失归因于基督教的传播，他说“奴隶制是世界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它把异教同基督教永久性地分离开来”。亚里斯多德曾说，在一个奴隶和自由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可言”。但从一世纪起，基督徒却和奴隶成为弟兄，一道在上帝面前领受圣餐。2、3 世纪以后，拥有奴隶的基督徒开始大量释放和赎回奴隶。一些修会在长达五世纪内不断将基督徒奴隶从摩尔人中赎回。3 世纪时，一位叫卡里斯图斯的奴隶成了牧师，再成为主教，天主教甚至将他列为早期的一位教宗。6 世纪时，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修筑了当时最雄伟的圣维他尔大教堂，也是以 4 世纪时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奴隶而命名的。当奴隶成为主教，欧洲的奴隶制就随着福音的遍传而消失了。1102 年，伦敦宗教会议确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为非法。在启蒙运动远未到来之前，奴隶制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基本绝迹。
17 世纪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带来奴隶制的死灰复燃。但也带来了新一轮的福音化。善与恶从来在历史上都结伴而来，如在每个人的灵魂里那样并行铺张。英美的废奴运动，有两股力量和两类象征性人物，一是威伯福斯和他领导的“克拉朋联盟”；二是推动了黑奴福音大复兴的传教士们。如著名的“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在教会中均以弟兄相称，为向黑人奴隶传福音，自愿卖身为奴，在非洲各处忍受患难，自称“隐藏的种子”。18 世纪后期，“克拉朋联盟”成功推动了允许宣教士去殖民地传福音的立法，新教各大教会如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均向各殖民地传播福音，领引大批黑奴归主。英美的普世废奴运动正是“自由化”和“福音化”两种努力汇合的结果；一种为了“少一个奴隶”，一种为了“多一个弟兄”。
电影中也展现了这一幕。1815 年，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和会上迫于英国压力同意废除奴隶贸易。消息传来，当晚英国各处的教堂挤满了进来祷告的黑奴。一位历史学家说，他们的歌声彻夜不绝。当时一首著名的黑人歌曲唱道，“喔，威伯福斯先生，你是我们的弟兄朋友，努力使我们得自由。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虽然很多白人不让我们自由，黑人怎么办，黑人怎么办，上帝给我们力上加力”。
1815 年后，英属殖民地迎来了黑人的福音大复兴。1824 年，伦敦传道会的史密斯牧师，在殖民地的一场黑奴与白人冲突中以煽动叛乱罪被判死刑，为他的黑人弟兄受死。史密斯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只在宣判前大声诵读《哥林多后书》第 4 章 8—9 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这一事件摇撼了英伦三岛，威伯福斯因自己没有参与对史密斯牧师的营救而公开忏悔，向伦敦传道会道歉。其实这个传道会最初也是在“克拉朋联盟”的努力下成立的。后来去中国的著名传道人戴得生，就由这个传道会差派。这一年，威伯福斯最后一次向议会提交了彻底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第三代“克拉朋联盟”的领袖巴克斯顿称这份请愿书是“一项革命性的、宣告奴隶制度为基督教和宪法所不齿的提案”。但威伯福斯认定自己铸成大错，转身退出了政坛。
《奇异恩典》这一片名，很准确地勾画出废奴运动与福音复兴的关系。威伯福斯一生的废奴生涯常得到福音派牧师的属灵支持。他刚信主时一度想放弃政治，这时他遇见 60 岁的福音派牧师约翰·牛顿。牛顿与当时著名的福音派领袖沈美恩一样，都曾是奴隶贩子。他母亲数十年为他的悔改不断祈祷。牛顿在母亲去世后悔改信主，写下大量诗歌，其中这首《奇异恩典》堪称两百年来全世界流
传最广的一首圣诗：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
一天夜晚，威伯福斯来到牛顿住处，向他倾诉，与他一起祷告。牛顿看见上帝要带领这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退出议会，并为他代祷，“我盼望并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和我们国家的益处”。这个代祷奠定了威伯福斯一生废奴的方向。18 年后，牛顿提前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有人翻译为四言古句：
牛顿·约翰，生长英伦，离经叛道，罪恶沉沦；放逐非洲，身经大患，蒙主恩佑，履险如夷；且膺圣职，年八十三，辞世安息。
在他弥留之际，牛顿终于听到了仆人传来《废奴贸易法案》通过的消息。
另一位福音派领袖卫斯理在威伯福斯一生中，也曾恒切地为他祷告。离世之前，他还特别写信鼓励威伯福斯。信上说：
除非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将你举起，你会在人和撒旦的反对之下身心疲惫而崩溃。但如果上帝站在你这一边，谁能抵挡你呢？依靠主的力量征战吧！直到英国的奴隶制度在上帝面前溃散，直到最卑微的人可以见到阳光。阁下，那位在你年轻时带领你的，愿他此刻也在万事上继续赐你力量。
之后美国的废奴进程，同样受到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1835 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协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是福音派牧师。那些建立了所谓“地下铁道”帮助黑奴逃往北方的组织者，也几乎全是贵格派信徒。长老会和卫理公会也都给予废奴运动属灵上的支持。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福音派人士，也时常卷入对抗奴隶制的斗争中。英国的福音派女作家哈拿·摩尔，受威伯福斯的鼓励在英国各地发起主日学，她写出大量福音小册子，其中著名的《乡野政谈》，公开反对潘恩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人权论。她后来成为“克拉朋联盟”的外围成员。摩尔的作品带动了一大批英美基督徒女性，在家中以文字事工委身于废奴运动。其中最为人知的，莫过于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的斯托夫人，这部小说对美国废奴运动也有深远的震撼力。
电影中那个年轻俊美的威伯福斯，在议会中慷慨陈词，几乎将那个时代推到观众眼前。但是仅仅局限在废奴运动，并不能真正理解威伯福斯，和他在下议院年复一年的议案、演讲、哭泣和彻夜的祷告。奇怪的是，许多历史学家都对“克拉朋联盟”评价不高，觉得他们太迂腐，太重道德立场，太缺乏妥协的政治智能了。他们不知道政治只是威伯福斯的一间修道院，不是他的目的地。和摩尔女士一样，威伯福斯的动机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人权论，而是那个在基督里爱弟兄的古旧福音。他说，废奴的目的是“把人的价值重新带回到上帝面前”。他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政治生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废除奴隶制度，并为此尽心竭力。我若有什么成就，那是上帝的高举。喔，主啊，愿我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来拦阻邪恶的事”。
威伯福斯引领的英国废奴运动，和接踵而至的美国废奴运动，是奴隶制在近代被废止的主要力量。恰恰不是启蒙作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们轻蔑嘲讽的福音派基督徒，在坚忍的信仰与爱的呼召下完成了结束奴隶制的使命。
福音运动和最初的福音派基督徒，诞生于 18 世纪的英国清教徒传统。怀特腓和约翰·卫斯理是福音运动的两位早期领袖。1738 年，卫斯理参加“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一次聚会，有人宣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他如遭雷击，经历了因上帝的话语而得赦免、重生和释放的经验。从此卫斯理走出教堂，到底层民众中宣讲福音。无数工人、农夫和黑奴听他讲道之后泪流满面，向着正被大时代所抛弃的信仰归正。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前夜，基督信仰迎来它在理性主义时代的第一次大复兴。英美的废奴运动正是福音复兴的产物，而非理性主义的产物；奴隶制的废除是这一复兴在社会层面结出的果子。
威伯福斯是他那个时代福音派的杰出人物，他 21 岁就成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好朋友皮特担任首相，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 22 岁时受到福音奋兴运动影响，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一面注重“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一面也看重“卫斯理福音复兴的重生经历”，主张纯正教义与属灵体验的平衡。既反对陷入教条，也反对落入神秘。他终其一生为废奴而战，替聋子听见，为哑巴开口，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受捆绑的同受捆绑。被英国人普遍视为议会中的道德楷模。他以自己的生命见证，将福音运动带入英国的政界和贵族圈。威伯福斯初入政坛时曾联合 40 名议员宣誓，终生不收受政府的任何财物，最后唯有他一人言出必行，信守了誓言。他晚年退出政治时一贫如洗，一位贵族希望为他提供一笔救济金，但威伯福斯拒绝了，他说，“我想至死保持良心判断的独立”。
当威伯福斯写下他第一篇废奴文章时，整个国会几乎只有他一人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他 1789 年第一次提出废奴法案时，所有人都当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唐·吉珂德。妄图以一项愚不可及的基督教教义，对抗大英帝国肥厚的国家金矿。电影特别表现了威伯福斯在议会内孤立无援、受尽嘲讽的处境。他首先向艾略特传福音，后来与他成了天天代祷的伙伴。每当议会中争吵不休，他们就退出去一起祷告。1797 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实的基督教》一书，许多议员和贵族因读这本书而相信基督。威伯福斯坚信，“英国的前途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见政治性的抉择，或在关键时刻，愿意顺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几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一个祷告会，发展成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联盟”。摩尔女士记载，威伯福斯与他的弟兄们如此立志：
“奉献我们的口在议院中，奉献我们的脚在家里的祷告垫上，为每一件国家法案，为国家看不见的缺口向上帝祷告”。
第一代联盟共有 8 名基督徒，被后世称为“克拉朋圣徒”。他们数十年间持之以恒地提出废奴议案，早期有一次禁止奴隶运输的法案投票，全体议员拂袖而去，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只剩威伯福斯和艾略特两人。威伯福斯长达半世纪的坚忍，来源于对上帝在基督里那个永恒命令的顺服和信心：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 13：34）
1814 年英国打败法国，拿破仑逊位。威伯福斯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说服英国议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向欧洲各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国答应 5 年内禁止奴隶贸易。整个议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威伯福斯一人却伏案痛哭，令全场尴尬。他站起来说，非洲还在流血，5 年内谁知道法国又会发生什么革命。难道我们的胜利，战争中的无数性命，就是为了纵容法国和各国继续维持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他说，“我绝对不会在同意书上签名，我愿以我的余生亲尝黑奴的痛苦，而非在这样的欧洲和平书上永远留名”。
威伯福斯的信仰不但最终感动了议员，也惊醒了英国民众。消息传出后，议会在十天内竟收到 25 万封请愿信，一个月内收到了 150 万封。当时英国总人口不过才 1200 万。全国 806 个乡镇，包括最偏远的乡镇都有人来信，这 150 万封信全都支持威伯福斯，要求英国向各国提出立即禁止奴隶贸易。
美国的历史学家戴维斯，在 1984 年《奴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书中，克服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宗教偏见，给了“克拉朋联盟”一个公允的评价：
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和价值，高于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背这一基本点，带来的必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这种坚信，凝聚了这批基督徒，为扭转整个时代的伤害，全心全力的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 58 年（1780—1838）持续的努力，慢慢的挪除一切人为制度与法律上的拦阻。这一群基督徒，个个坚守圣洁的生活，以执行这项圣洁的律法改革。并似乎是在永无止尽的反对中屹立不摇。
40 年后，威伯福斯退出政治圈。此时英国上下两院相信“三一上帝”的基督徒，超过了两百名。
两百年了，他活出的基督精神感动了甚至不同信仰的人，更激励着那些奔走于社会改良的基督徒。林肯、马丁·路德·金等，都曾表达对他的敬意。1807 年2 月 23 日，《废奴贸易法案》通过的那一天，威伯福斯跪在议院的角落里流泪祷告的一幕，将永远留在人类政治史上，闪耀一种罕见但却真实的信仰之光。
爱国、爱人民，这样的表达何等熟悉，熟悉到不忍耳听的地步。哲人说，爱抽象的人容易，爱具体的人难。今天的奴隶在山西，今天的威伯福斯又在哪里？今天仅全世界的童工就超过了 1 亿人，今天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又在哪里。在被奴役的孩子面前，我们人人都是魔鬼。威伯福斯是谁，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谁拯救了威伯福斯，谁也将同样拯救我们的孩子。两千年的历史，是谁将一个奴隶变成了教宗，谁将一个奴隶主变成了牧师。听起来就像一个童话。婴儿吃奶的时候，并不认识他的母亲。我们蒙恩也是如此。这世界到此为止没有毁灭，我们却问，上帝在哪里？
作家托尔金和 C·S·路易斯，曾不约而同地谈到古典童话里的救赎含义。如《美女与野兽》的故事，一个美女嫁给了一只野兽，但她的一个吻，却使这只野兽慢慢变成了人。社会和历史，看起来就像野兽，因为我们是野兽。制度里的黑暗，还不及我内心的一半。我们是那野兽，而基督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一吻。这不是进化，而是重生。
威伯福斯的故事，和一切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的故事，看似雷同却如此迥异。在他那里，“神就是爱”。在人道主义者那里，却反过来，“爱就是神”。神的爱是位格者之间的合一与委身，是从无限者的意志当中发出来的信实和盟约。而“爱就是神”却是一个人间虚幻的偶像。叫我们听见爱就像听见一个赤字，听见被爱就像听见一项权利。
威伯福斯不是一个人权斗士，而是福音的使者。我们想爱，但爱不出来。连对爱人都是如此，何况远方的奴隶或不公平的制度。生活在继续，这样的文字值得书写和阅读——但若没有下面这句经文敲动我的灵魂，奴工又与我何干，活着只是有时呐喊，有时叹息：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新约·约翰一书》4 章 18、19 节
2007年2月22日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