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这不是南斯拉夫电影。当革命投机家马克的弟弟数十年后从一个“没有天空的城市”（影片的另一个译名）钻出来，台词说，“这世上已没有南斯拉夫了”。
影片末尾，在二战、冷战和内战中所有死去的熟人，一起围坐长桌，一笑泯恩仇。一个摇动的国终于摇动了，连不动的土地也断裂开来，离开大陆渐行渐远，成为一座漂流的孤岛。在荒诞和心酸中让你又想起电影序幕的题词，“从前有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它的首都叫贝尔格莱德”。
当两个人，只能活到 70 岁，他们结婚时却说我们要永远相爱，要“爱你一万年”。就如古诗歌说，“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你来不及想，已被感动了。而当一条标语说，“人民或共和国万岁”，你或者由衷相信，或者心中战兢。这些话到底怎么来理解，“万年”或“万岁”是一种自我安慰，是生活的文学化，国家的偶像化，还是一律在虚开信用证呢？
如果永恒不存在，当下就被绝对化。每一个“当下”都被隔离，使生命只能向着时间的一维延展，在被死亡阻挡的时候归于虚无。却无法向着那一位有生命的永恒者，发生位格的相交。这时，“一万年”就成为人类在虚无主义中一句必不可少的台词。在 70 年的寿命里说“永远爱你”是什么意思，说那些都有一死的人“万岁”就是什么意思。以及，在 70 年的土地使用权上说“这间房子的所有权是你的”就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的国家如同我们的爱人，都用一句台词哄我们到死？
国家如同婚姻，也如一座房屋。在纽约，有一个圣马力诺修道院，当年差派了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去。我在它的展览厅里看见一份清代的土地租赁契约，标题两个汉字很大，“永租”。法律上这叫“永租权”或“永佃权”。意思是一个永远的所有权人，可以把土地“永远地租给你”。这一份契约，等于也在说“爱你一万年”。其实所有权（Ownership）的意思，就是自有永有（I am who I am）。所以只有法、德、俄这些“自有永有”的国家，才有“所有权”的概念。在英美的普通法里，只有“财产权（Property）”，而不承认“所有权”这种亵渎上帝的概念。因为普通法的传统其实就是基督教的传统。圣经不但不承认“国家”在宇宙间有一个完整的主权，也不承认人间有一个完整的所有权。人不是万物的所有权人，人是万物的托管者。人被创造，从上帝那里领受“修理看守”的使命，要疼惜这个地球，治理这个世界。这就叫“管家神学”。Property 因着神与人的约而在人间被设立，而 Ownership 却是一场国家主义的叛乱。
在《旧约·利未记》里，耶和华神向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如此宣告，
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当这一敬畏被取消之后，影片开头的大地断裂，“从前有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它的首都叫贝尔格莱德”，就成了一个诅咒。当国家主义兴起之后，人就不要上帝的“土地批租制度”了，人要自己来批租。“国家”需要人民爱它一万年，然后把这个“万岁”拆开，一次只给我们 70 年的土地使用权。国家对它的公民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一个“自有永有”的世界里面，“爱你一万年”就和哈维尔所说、一家商店必须要挂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一样，只是一件构成虚假世界的材料。荒诞而尖锐的是，南斯拉夫还没有解体，你已离过三次婚了。或者反过来，一对夫妇还没有被死亡分开，南斯拉夫已经不见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垮了”。永恒不可能，价值立足在哪里呢？
导演库斯图里察，当南斯拉夫还在的时候，曾以《爸爸出差时》在戛纳获得“金棕榈”大奖。《地下》和《黑猫白猫》，是他最著名的两部超现实主义的政治史诗。《地下》拍摄于 1995 年，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这部电影杂糅了《日瓦戈医生》的苦难和《百年孤独》的技法。用东欧人独特的幽默，将一场革命与国家之间的乱伦，描写得含辛茹苦，罄竹难书。电影虚构了一个革命成功之后充满肮脏与蒙蔽的“地下”世界。二战中，革命者黑仔介绍他的朋友马克加入了地下党。后来，马克安排黑仔到他家里的地下室避难和制造武器。所有人都以为黑仔死了，只有马克与这个地下基地保持着单线联系。战争结束后，马克在地上的那个政权中慢慢成为了英雄、诗人和文化领袖。当他出席烈士黑仔的纪念牌揭幕仪式，诵读了他蹩脚的诗歌后，这个家伙撕烂衣服、唾面自污，“扑通”一声掉入地下，告诉黑仔和他的地下朋友们，说希特勒已大获全胜，伟大领袖铁托指示我们要继续潜伏、等待反攻。
库斯图里察实在有天才般的想象力。不过马克的谎言也并不就比“资产阶级司令部”更荒诞。就这样，马克成了一个地上国家的剥削者，他欺瞒并控制地窖中的同志们，利用他们的革命激情，继续制造武器销售到硝烟弥漫的第三世界的黑市。一个被蒙蔽、被压迫的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这一辛辣的隐喻打破了一个乌托邦国家的幻像。革命虚构了一个国家，国家虚构了一个世界。更荒诞的，是马克家的地窖居然开始在地下无限地延长。整个南斯拉夫的地下都被挖空了。无数的黑仔甚至把地下世界挖到了国界以外。铁幕下的东欧，地下四通八达，无需签证，没有边防。后来甚至还出现了旅游大巴，可以自由地穿越铁幕去西欧。
马克的弟弟，在整个欧洲的地下远途跋涉，最后从西德的一个下水道口钻了出来，他说自己来自南斯拉夫，于是被关入了精神病院。数年后，他再次沿着地下通道回到故乡。这时，“世上已没有南斯拉夫了”。黑仔早就从地下出来，此刻又成了波黑战争中的一个军阀，而马克仍然还是游刃有余的军火商。叫人感慨革命的公义，永不如革命者的罪来得更加持久。国家承载的理想越多，人的罪性对它的腐蚀就越大。当革命像一场失败的手术过去，最荒诞的就是那些手执刀具、翻云覆雨的，居然还是数十年前同一批革命投机分子。
有一部德国影片《通往自由的地道》，原东德的一位自由泳冠军逃离铁幕后，为救他的亲人，也历经磨难挖成了一条穿过柏林墙的地道。我很喜欢男主角在影片中这个“自由泳冠军”的身份。小时候第一次听见自由泳，我就对其他一切泳姿都怀有偏见和藐视了。电影里那长达 145 米的弯曲地道，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泳，和一次逃离国有化人生的深呼吸。
“地下”是鲜活的，“地上”却腐朽不堪。导演对一个“地下”的欧洲寄予无限的热情，仿佛一个乌托邦国家不能扼杀和彻底覆盖的、一个生生不息的私人空间。与国家相比，那是一个更真实的位格空间。直到有一天真的“山无陵，江水为竭”，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从地图上消失，人们开始“与君绝”，重新盼望人在大地上一种自由而虔敬的治理。
俄国的革命先驱赫尔岑，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不是医生，是疾病”。他指的是左翼知识分子们，必须警觉自己手中作为“武器的批判”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杀伤力。碰巧最近的阅读频频看到这句话。汪晖先生批评当代自由主义，也引用了这句满怀悲悯的话，一位英国作家批评美国对伊战争时，也以此句来提点欧洲不要轻易跟上。不过在我看来，曾经赞扬十月革命“就像一次高超的外科手术”的日瓦戈医生，以及这部电影，才是对这句话的一个贴切的诠释。任何像医生除掉病灶一样，期望除掉一切社会弊端的政治念头，任何在这一念头指引下的社会革命与国家理想，都将落入这句自白。
国家是一种有限的医疗，而不是全权者的拯救。是一个病人的共和国，而不是诸神的奥林匹斯山。国家不是大地上的自有永有者，也不是它辖制范围内一切受造物的所有权人。“主权”神话和所有权一样，不恰当地赋予了国家一个形而上的偶像地位。有人若问，国家怎么可能没有主权者呢？我就问，宇宙又怎么可能没有主权者呢？如果宇宙中有主权，国家就失去绝对意义上的主权。如果宇宙中没有主权，国家又凭什么有主权？我的房子，和你的国家都是天子第一号，凭什么我的所有权，一定要被你的主权所覆盖？
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个上天，环绕地球一周。就如凯撒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他说，我上去了，没有上帝，人就是宇宙中最大的。落地后，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几年后，美国的阿波罗八号登月，三位宇航员在月球上展开圣经，向全世界诵读《创世记》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几十年来，曾进入太空的美国宇航员中有 71 人领受呼召，决心全时间事奉上帝。其中有 13 位辞职读神学院，成为了牧师。
国家的意义，决定着火箭上天的意义，是僭越还是敬畏。人对国家的理解，与人对宇宙的理解是一致的。任何国家学说都是一种整全的“世界图景”的一部分。一个革命的国家，是一个偶像的国家，也是一个浪漫的国家，马克的诗人身份，在电影里也颇有意味。革命和文学都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气质，及实验艺术的色彩。革命家多少都会写点诗，实在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连萨达姆、卡斯特罗、卡扎菲，都出版过诗集和小说集。革命的浪漫主义，往往也是文学与电影参与其中的一种合谋。马克的扮演者麦诺乔洛维奇，如此评价这个人物，“这个角色描绘了一个涵盖巴尔干半岛全部历史的混合物，一个集美丽、邪恶与毁灭于一体的混合物”。黑仔在二十年后出到地面，正好撞见拍摄他英勇事迹的电影（我在这时不可忍受地想起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真作假时假亦真，他大闹摄影棚，开枪击毙了那个扮演纳粹军官的演员。
因为革命与电影原本是混淆不清的。仿照赫尔岑的名言说，“我们不是革命，是在拍电影”，或者“我们不是拍电影，是在革命”。又想起李锐的小说《合坟》，描写那些下乡改造的知识青年，面对洪水，“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手拉手地跳了下去”。
有趣的是，马克的全名就叫“加加林·马克”。加加林的太空之行，与南斯拉夫的大地断裂之间，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蝴蝶效应？你看一种“不负责任的左翼伦理”（韦伯）及其激情指引下的国家主义，竟把整个宇宙都忽悠进去了。有一部叫《克宫秘史》的纪录片，斯大林的一个贴身警卫披露说，40 年代末的一天，外面警戒森严，斯大林随身只带了这一名大内侍卫，步入克里姆林宫附近一个古老的小教堂。他右手放在圣像前，屈膝跪下，低头不住地默默祈祷。
加加林当年如果知道这件事，叫他怎么想呢。
“我们不是医生，是疾病”。治理这地，就是一个被医治的过程，就如我写作也是一个被医治和被管教的过程。两个月来，我的痛风发作，难以忍受。不良的生活习惯竟无力去改变。但在持续的疼痛和写作中，感谢上帝，叫我不断经历了奇妙的医治。一本书的写作，就如一间房屋的建造，或一个国家的形成。若不出于顺服，就出于悖逆。革命家渴望在大地上建立至高的主权，作家则渴望成为一本书里的上帝。若是这样，一个文学家，其实就是一个卧底的独裁者。
但我不是作家，是疾病。因为写作与永恒无关，就如国家与永恒无关一样。但永恒却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向着每一个人敞开。人是有罪的，所以国家也是一种疾病，是罪人位格相交的产物。国家只能以人心深处的幽黯为前提，所以国家一定是残缺的。一个不可能行出完美公义的人，有什么资格通过“社会契约”，就创造出一个拥有完美主权的国家呢？如果人的正义是残缺的，人间的主权也必须是残缺的。
一个非位格的国家永不可能被拯救，除非每一个人被拯救。一个国家永不可能有公义，除非每个被拯救的人成为公义的见证人。
一条鱼可能从我们手中滑落，一个南斯拉夫可能从地图上消失。但唯有一个卑微的人，讨厌的人，上帝的儿子却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为马克，为黑仔，也曾为我。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