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时局和教会使命的神学意见
任何一个时代的局势，都不取决于它在经济、政治或文化上的任何指标，而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个世代与主基督的福音的关系。任何一国之政府与散居在该国的基督教会的关系，都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现状与将来的关系。并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上帝永恒的国度与一个短暂的地上政权的关系。如诗篇所言，“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 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诗33:10）。

一国之政府，对待神的教会和神所设立的仆人的举动，都是一个宇宙性的外交事件。政教关系，在本质上是超自然的外交关系。地上的政权必须意识到，任何政权都是短暂的，任何权力都是有限的，任何领袖都是要死的。这样，国家的法律和行为，才会有最起码的谦 卑，在短暂之上，敬畏那更高的、永恒的统治；在有限之上，敬畏那完全和至高的、掌管一切灵魂的权柄；在必死的命运之上，敬畏和仰望那永远的、被救赎的生命。

教会在任何政权下，所传讲的福音，都应包括上帝的律法对该国政府及其一切权力的、充满怜悯的警告。教会必须对外宣讲，一切权力都属于上帝，也来自上帝，得到了上帝的许可，也接受上帝律法的限制。教会必须告诉在上的掌权者，废王、立王的权柄和时机，在于耶和华。教会尤其有责任，警告那些逼迫和限制上帝子民的信仰自由的政府，它们正在得罪一位至高而公义的上帝。它们的行为，正在为自己堆积地狱的烈火。教会必须有勇气向一个作恶的政府宣告，上帝已经按着祂的大怜悯，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预备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救赎之路。就是神为世人舍弃了祂的儿子，使教会的元首和君王耶稣，在人类史上最强盛的政权——罗马帝国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自己全然无辜的血，洗净了一切信祂之人的罪。

教会必须反复地、多次多方地告诉中国政府，福音的传讲和对耶稣的敬拜，是对一切政府权力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限制。政府有责任保证教会和基督徒，自由地、和平地宣讲这个福音，政府不能对此施加任何干预，而必须将信或不信的结果留给每一个公民的良心。政府也有责任保证教会和基督徒的集体敬拜和其他宗教活动。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地上短暂政权的权力，不能干预、限制和取消这一永恒的自由。否则，整个政权及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恶人，都必将承受上帝真实而可怕的审判和诅咒。

教会和神的仆人，必须为着这样的传讲，反复地、多次多方地承受代价，甘愿接受政府的逼迫和武力的控制。教会说服任何一个政权敬畏上帝的方式，就是以顺服和受苦，来胜过刀剑和强迫的力量。直到刀剑与强迫，在基督徒的信仰和良心面前，一次次显出它的无能， 一次次走向最终的败亡。

第二，对时局的具体意见
据此，我必须宣称，中国政府对待主基督的教会的态度，是邪 恶、野蛮而粗暴的。并且，最近几年来，这一邪恶、野蛮而粗暴的态度，正在加剧和变得越发刚硬。这一态度，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和整个政权，陷入越来越大的危机之中。换言之，加紧对基督教会的逼迫、限制和打压，不但不能缓解政治的压力和危机，反而是诸多社会危机积重难返的根本的、和属灵的原因。

我必须指出，中国掌权者的下列举措，不但不可能得到一切向主忠心的教会和信徒的认同，并且无论一时之间如何看似有益，若不悔改，停止，敬畏那位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们终将遭受到上帝对这个政权无情的和可怕的报复，上帝必按着教会所遭受的苦难、藐视和压力，加倍地击打在恶势力的身上，使这个时代的繁华和强 盛，一夜之间如水冲去，化为烟云。

1、中国政府自从江泽民时代以来，不断强调和推行“宗教与社 会主义相适应”的国策，强化意识形态上对基督教会的控制。这一做法的实质，是意图重新树立一种“国家宗教”，使整个政权处于与基   督敌对的状态。作为基督教会的牧师，我必须指出，这代表着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会的宣战，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对教会的态度上，倒退到了接近于文革的时代。

2、中国政府近年来努力推行和扶持的“基督教中国化”政策，    以及对“政主教从”的中国传统的强调，以及因此而来的拆毁教堂十   字架的运动、在教堂内外安装摄像头、“五进五化”等政策、以及对   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和教会教育的打压等，都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不但全面违背了中国宪法、赤裸裸地取消和侵犯基督徒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是一系列直接向基督宣战的敌对行动。

3、中国政府近日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强化了上述两个层面上对教会的敌对态度。一是意图以打压教会来重树“国家宗教”，  二是意图以国家强力来扭曲基督教信仰。这部恶法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失败。因为国家全面改革的失 败，必然首先呈现为政教关系的失败。而政教关系的恶化，将决定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因此，这部控制宗教的“自我宗教化”的恶法   的出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这个政权若不悔改，改变它对待基督教会的态度，这个政权就已进入了或长或短的最后的历史阶段。

第三，对教会使命的具体意见。

在这样的时局下，教会的首要使命，是放胆无惧，无论得时不得时，积极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不是在这样的时局下后退，而是在这样的时局下向前。不是以前公开聚会的，现在转入秘密聚会。而是以前秘密聚会的，要赶紧转入公开聚会。公开聚会的，要加快建立新的教会，培训更多忠心的仆人。教会必须为逼迫和复兴的来到，预备承受代价，重新走上家庭教会的前辈们所走过的十字架道路。

其次，教会必须守住基督国度和大使的位分，以属灵的外交关系，来面对国家对教会的敌对态度。教会应明确拒绝接受《宗教事务条例》的管辖和权柄，勇敢宣称这是一部违反圣经和违反宪法的恶 法。在这部恶法面前，如彼得和众使徒一样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

为此，我呼吁，一切以各种理由仍然留在三自系统中的神的仆人和上帝的百姓，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勇敢地离开埃及法老的辖制，尽快地，迫切的，和坚决的离开三自系统吧。为此不惜付出舍弃教堂、舍弃工作的代价，因为这是主喜悦的，是好得无比的。我也必须向神在中国的百姓发出警告，当这个政权向着主的教会举起刀来的时候，以任何理由留在三自系统内、与这敌基督和出卖弟兄的罪有份的人，都难免上帝的遗弃和公义的审判。

最后，感谢主基督，因为正如约翰·加尔文所说，邪恶的统治   者，是上帝对邪恶的人民和国家的惩罚。中国政府对上帝的无知和对教会的侵犯，并非单单出于政府工作人员本身的罪恶，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共同体的罪恶的必然反映。我们每一位中国的基督 徒，也都在这一罪恶的结构和机体当中。因此，教会的使命，是为了这个国家公开而真诚的悔改，替我们的同胞和统治者向上帝祈求祂的怜悯，好叫祂的审判，因着祂的怜悯而被推迟，甚至因着中国的悔改和复兴，而后悔不降所宣告的灾祸，也未可知。

我更加赞美主，因祂将在基督里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赏赐给今天的中国教会，好叫教会有机会与全社会一起承受时代的危机和来自强权的压制，而使基督复活的生命，因着教会在死的形状与基督联合，而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动，以至于信靠耶稣的人，将因着今天一大批中国家庭教会甘心走上的十字架道路，而多得数不过来。

愿荣耀归给三一上帝。愿神的恩典临到黑暗悖谬的中国社会。

主后2018年4月13日

——摘自《基督是主——论政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