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欣赏的当代诗人是成都的柏桦，他的诗看似没有烟尘，仿佛躲在六朝的最深处，像那首著名的《在清朝》。但他的诗恰恰真实感最强，在一个被贾彰柯闻出来有“兵荒马乱”味道的当代场景中，柏桦写下那些带着亡国气息和挽歌般悲哀的句子。就像普希金在被流放前那一年写下的《乡村》，“在这里，我的年华在幸福和忘怀中，不知不觉流逝”。2007 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晋永权的书《出三峡记：大迁徙的私人记忆》中，有节制地引用了这句诗，来触摸 16.6 万三峡移民的灵魂。

贾彰柯再次没有令我失望。他说在奉节，看见一个男人当街炒菜，背后是滔滔江水，万丈深谷。那种在生活的边缘像纪念碑一样矗立、又像羔羊一样温顺的气度，打动了他拍摄这部电影。2006 年，我在奉节和云阳新城的新码头，也见过乡民们的这般气度。总有一部分人，会在时代的高歌猛进中沦陷。最直观的是在三峡库区，一座座千年古城在洪水中湮没。不是象泰坦尼克号那样惊声尖叫，而象一块卵石悄无声息。这是一个被拆迁安置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洪水的时代，但在电影中，人们低头生活，抬头看见了 UFO。

影片中，贾彰柯的纪实性风格，又天才般地添进超现实元素。两个人来奉节寻找爱人，因为都抬头看见了 UFO，而被勾连成为一部电影。地上的寻找，也指向了举目的仰望。叫我又想起布莱希特，他的戏剧《四川好人》，经过行政区划的一次调整，就成了“重庆好人”。一个山西汾阳的煤矿工人到奉节寻找前妻，政府人员嘲笑这个乡巴佬，说奉节早不属于四川了，现在属于直辖市了。听见这句台词，我的悲哀胜过了奉节城被淹没的那一瞬那。奉节其实消失了两次，一次在文化上被拆迁，一次在物理上被拆迁。一个行政命令，活生生把文化意义上的四川砍为两半，将一个族群从历史的血肉、也就是从彼此位格相交的一个生活世界（living-world）中抽离，在行政区划的地图上完成了对生命的一次拆迁安置。然后另一个行政命令，再次挥斥方遒，就用大洪水将一个城市彻底抹去了。

这时，那个山西矿工来到三峡，寻找他的爱情。民工们拿出钞票，将毛泽东的人头倒转，指着背后夔门和壶口瀑布的图案，介绍自己的家乡。有人说这意味着家乡被金钱化了，其实还是被国有化。当家乡被印在中央银行的钞票上，意味着一个高于城邦之上的国家，征收了每个人的家乡，就像征收每个人的房屋一样。公权力的逻辑是如此显赫，超越在文化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之上。比它更高的公义是什么呢，贾彰柯只给了观众一个幽默但却心酸的回答。他说，一边寻找一边仰望吧，比生活更高的是权力，比权力更高的是 UFO。

在这部电影中，UFO 象征着一种超验的现实。令人寒心的是，这也是一个非道德化的、和数码化的超验现实，就像电影中几乎人人都有的手机，音乐振铃基本上从一开始响到了最后。手机是这样一种事物，它将我们从每一个当下呼召（calling）出来，使我们与他人的位格在一个超时空的幻象中延展。在巴别塔事件后，上帝在整个人类中曾单单呼召了亚伯兰（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大陆第一位基督徒导演甘小二，拍摄了两部农村基督徒题材的影片。他的第二部作品《举自尘土》参加了 2007年的香港电影节。影片里有一位河南乡村牧师，诙谐但略显轻佻地把祷告称之为给上帝打手机。他对信徒说，有事就给上帝打手机，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关机的，绝不会不在服务区。

手机的普及，给奉节的民工们带来了一种数码式的拯救。每一次 calling，就像一次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超级链接，使我们的位格延展到地极。每一次彩铃响起，就像吞一次鸦片，生活的虚无就被另一种虚无暂时的填满。就像那个崇拜周润发的青年民工，每次点烟都要模仿“许文强”。每次接电话，“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主题曲就响了起来，多么强大的超级链接，又多么方便的呼召。

连奉节城上空的不明飞行物（UFO），也是这种数码式拯救的一个延续。

一座城市的淹没，是一种锥心刺骨的命运。多少一笔勾销的故事，多少公共梦想对个人生活粗暴地撕裂与覆盖。如果没有一部手机，我们怎么跳出现实，去贬低苦难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

那个女护士也在奉节寻找到他的丈夫，却不得不在江边别离。她转身离去，一座移民纪念牌化作火箭，拔地而起。“神六”上天，爱情落地。这是贾彰柯另一个超现实的神来之笔。和从天上来的 UFO 一样，从地上去的火箭也是一种超级链接。“飞天”，也是自古以来一个自我拯救的梦想。不过和钞票一样，“飞天”也只是一个国有化的梦想。卑微的人们举目仰望，火箭和 UFO 同时都离他们太远。他们只有一部手机，死死攥在自己手里。

火箭和通讯卫星，在今天构成了国家主义的一部分。诗人大卫颂赞上帝布满宇宙间的至高主权，曾写下最优美的句子：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

而当神六上天、火箭飞升，地上的百姓欢腾不已，就把这样的颂赞转而献给了国家。一个“窃听风暴”的国家升级换代，成为一个居于高天之上、“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的国家。我们还能往哪里躲避他的面呢。国家的“白日飞升”，使大地上拆迁安置的百姓，更加地状如蝼蚁。于是就连手机式的呼召和超级链接，也与一个无所不在的国家偶像密不可分。

民工聊天时，响起了“好人一生平安”的铃声。那个“许文强”说，今天奉节县里哪里还有好人呢。他们开始憧憬收入高、死人也多的山西煤矿。电影末尾，一群民工跟着煤矿工人去了山西黑窑，在废墟上，他们看见一个人在两座高楼之间，拿着一根竹竿走钢丝。这是电影中最后一个超现实的意象。

飞天与落地，无数灵魂活在离地面三尺高的地方。高于大地的公义与救赎，在这部电影中依然是缺席的。超现实怎么去超，人在历史中如何转身，听见生命中一个真正的、甚至唯有一次的呼召。人们面向三峡，击节叹息，想起了陆游的《楚城》，“一千五百年间事， 惟有滩声似旧时”。

迄今为止，华人电影中，至少有过三部以三峡淹没为背景的电影。主题都异乎寻常地接近。法国华裔导演戴思礼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人过中年的刘烨来到三峡库区，寻找知青时代被淹没的爱情，当年的小裁缝却已背井离乡。香港女导演许鞍华的《男人四十》，同样人过中年的张学友和梅艳芳，一边看三峡纪录片，忘情背诵李白的诗句，一边把烧糊的饭和烧糊的婚姻丢在一边。

另一部是章明的《巫山云雨》。若没有《三峡好人》，这就是大陆电影在三峡事件上的独唱了。在即将被拆迁的巫山城，长江信号员麦强泅水渡过巫江，去寻找他巫山梦里的情人，旅行社服务员陈青。这一场戏的惊心动魄，与移民建筑的拔地飞升，在“寻找”的议题上如双子星座一样相互辉映。一个是水平方向上的绝唱，一个是垂直方向上的叫喊。

但哀伤是方便的，盼望却艰难。泅水，在本质上已不是一种期望，而是一种挣扎。就像贾彰柯在电影中将“烟、酒、茶、糖”这些不会被淹没、也不应被淹没的生活细节，特别用静物的镜头单列出来，标上名称。仿佛构成时光流逝中值得珍惜的幸福元素。也使“好人”这一理想再次被非道德化。

“烟、酒、茶、糖”所蕴含的回到现场、回到常识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能够构成一个呼召，去拯救被流放的生活吗？有可能赋予一种被拆迁的生活以尊严吗？这一系列的静物镜头，显示出贾彰柯对生活苦难及其盼望的持续关注，开始向着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软着陆了。可惜在我看来，这些静物并不是被保守，而是被囚禁在了一厢情愿的镜头中。生活已经洪水泛滥，拿得出手的理想却是一块化石。

民工们追随一个 calling，离开奉节，去了汾阳。当初亚伯兰追随耶和华的呼召，离开了繁华的吾珥城。在那里，他拥有数十间房屋的豪宅。但从此他一生中再也没有住过房子。亚伯兰每到一个地方，就做两件事。一是为耶和华他的神筑一座坛，一是支搭帐篷。在圣经中，他被称为“义人”，也就是好人。

上帝的拣选与呼召，是恩典闯入历史的开始。当亚伯兰舍弃了他的房屋，上帝就把一个不可摇动的国赐给了他的后裔。在整个人类中，至高者的 calling 偏偏临到了他，并借着他一个人，将一个应许给了地上的万族。《创世记》记载了这一应许：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今天，全世界大约有 20 亿人相信这一应许和盟约，大约 40 亿人并不相信。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愿意相信“好人一生平安”或“老天爱笨小孩”。矿工和女护士看见的 UFO，或者有意义，或者毫无意义。我走遍每一家影院，看见人们铺天盖地去看《黄金甲》，却几乎找不到一间放映《三峡好人》的厅。如果 UFO 无法带来一个真正的呼召，这一票房景观也很容易理解。年轻人去电影院，一边看周杰伦，一边发手机短信。他们要的就是一个超级链接，而不是一个呼召。贾彰柯的电影足够力量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却缺乏一个真正超自然的异象，说服人们那样的生活仍然配得赞美。

该忘怀的已经忘怀，该幸福的还没有幸福。每个人的年华老去，都在等待一个结局。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呼召。或者像苏武，或者像摩西。或者火箭上去，或者我们下来。在水平的方向和垂直的方向上，你或者继续沦陷，他或者继续仰望。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