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贯喜欢监狱片，因为狱中生活，是特殊的流亡状态。古时有种刑罚叫流放，和这种刑罚最搭配的地名，我们会想起西伯利亚。或者叫发配，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水浒中的沧州。但其实任何刑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流放。流放于世俗生活之外。流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之外。甚至就算不坐牢，只是“管制”、“监视居住”，或是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对被罚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身在人群之中的流亡生涯。因为人格中的某个部分，被吊销了执照。

流放，等于被迫的流亡，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惩戒。但如果说，犯罪的亚当被上帝逐出伊甸园，是人类第一次遭遇流放之刑。该隐漂流在大地上，是第二次发配。凡亚当的子孙，户口都在监狱里。那么人在自己中间设立监狱，就有两种可能了，一种是看守犯人中的犯人、罪人中的罪魁。第二呢，却反而可能是一个回家的机会。

不过通常来说，监狱是一个过分拥挤的流放地，是流亡生活与奴隶生活的重叠。一个人无论因何被惩戒，惩戒中的流亡，都值得一切活在伊甸园之外的人类，给予灵魂上的同情。因为爱与惩戒，是法律力量的两极。只有惩戒时，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每一个中学生的法律常识。

香港的黑狱片，除了《火烧岛》，就是林岭东在 80 年代的《监狱风云》系列，最深地触动了流亡中的人性。尽管尚不能与《肖克申的救赎》和《绿色奇迹》相比。称赞好莱坞，往往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显得有点降格。但在许多电影题材与类型上，我不愿意别人不知道，好莱坞电影的艺术与社会成就，是任何欧洲电影都相形见绌的，甚至说，是应当高山仰止的。随便列几种，就是科幻片、黑狱片、政治片和法律片。这几类电影，基本上是多数国家不能拍、不敢拍、不想拍或拍不出来的。李杨曾对朋友们唠叨，说《盲井》之后，想来四川拍一部监狱片。可再说几次，人都老了。

惟独一个保守的自由体制，才能为这类电影，提供最大限度的表达自由和社会宽容度，和不至礼崩乐坏的风险。加上市场的成功，为这类电影提供了规模积累和立锥之地。因为英国电影不争气，美国的条件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就像只有“去宗教化”的欧洲，才有条件为色情电影提供全球最大限度的表达尺度。因此就算好莱坞为稻粱谋，牺牲大半的人性价值；让林岭东拍出这部《In Hell》，我还是知足感恩了。因为可怜一个地球， 难以拿出更好的作品给你。

监狱与流亡的暗喻关系，我还要举两个证据。一是科恩兄弟的越狱片，《兄弟，你在哪里》。科恩弟兄以另类出名，电影描写三个犯人的逃狱，却出人意料地，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为蓝本。很多人抱怨，电影压根看不出原著故事的影子。这种抱怨，我们也曾在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奥德修斯的另一个译名）的读者那里听到。主人公在都柏林大街上游荡，精神上和奥德修斯的十年流亡是类似的。借用古人“大隐隐于市”的说法，可叫“大流流于市”。因为流亡不一定要去天边，就如巴掌大的监狱生活，本质上同样是漂泊。孔明说，“宁静可以致远”，苦难也可以致远。

另外想起一位朋友，他写于狱中的诗歌《梦中逃犯》，其中说，“周密的越狱计划，是从娘胎里密谋好的”。这就把我们一棍子打死，生命如白驹过隙，何尝不是一场苦心经营的流亡。这位愤怒的诗人写道“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很多次逃亡／从家中，从路上／从社会制度的蛋壳或蛋黄／从被污染的饮用水里”。到我提笔时，要再加一句——“从三鹿牌奶粉里”。

从这样的角度看，监狱片的价值，其实和“东方时空”差不多，都是“浓缩人生精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地狱醒龙》的主角是尚格·云顿，记得吴宇森刚到好莱坞，接连两部片子也是他挑大梁。故事与逃狱无关，是讲一个普通人如何面临绝境。如何在奴隶主一般的狱警面前，赢得尊严。一开始，云顿的抗争，是参与狱警组织的狱中拳击赛，以为夺取冠军、爬到流亡者中的最高地位，就能结束人格的流亡。但他终究发现，这不是一个流亡者之间的议题，而是流亡者与手执钢鞭的牧羊人之间的事。他调整方向，也调整方式，从此一言不发，拒绝参赛。在云雨般的拳头下，他成了一个肌肉发达的甘地。这一幕林岭东拍得特别到位。从我的角度看，将这部片子，也叫《尤利西斯》，也未尝不可。甚至说，把《创世记》第三章之后、直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即耶稣诞生之前的历史，称之为《尤利西斯》，也更加贴切。

因为人类的历史，差不多就分两段。前面是希腊的神话，后面是希伯来的信仰。你不能错过开始，又错过结局。你也不能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除非大地的上面，有被切割的天空。一只鸽子飞过去，橄榄枝没有用，要先办签证才行。

但宇宙中没有海关。唯一的海关，就是守在伊甸园外的天使。我们其实都在坐牢。唯一的释放证明，是十字架上的血。当尚格·云顿发现，人的血是没有用的，他就停下来，死都不打拳了。

2009年8月1日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