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谢杨教授，谢谢大家。电脑前的朋友应该有我认识的，也有很多不认识的。故雨新知，以这种方式连在一起。中国家庭教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蛮大的题目。我就从我们教会不久前发布的《我们对家庭教会立场的重申》谈起。教会在中国的公开化，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认信的公开化，就是一个信仰告白的运动。向全社会公开宣告，我们到底信什么。因此，从2008年开始，“我们是家庭教会”，“我们相信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我们认同政教分立的立场”，这几点就一直写在秋雨之福教会的章程里，所以最近的这个文件，是对此的一个神学性的重申。

这个文件的思路，大概分两个部分，前一个是神学性的，就是从上帝的主权，独一上帝的创造，祂的护理和祂的拯救，从救赎历史来认识教会历史，来认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这是神学性的阐释，涉及到对神的主权的认识，和对上帝救恩的认识。从这里去看教会论，即教会是什么？然后再来讨论政教关系，及个人的良心自由问题。

第二个部分，涉及中国的现实。就是讨论三自运动的兴起，三自与家庭教会的关系，还有“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官方主导的政策，以及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或说十字架神学的传统。在这个部分，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自从1949年以后，中国教会一直到今天，它所有的困境，挣扎，艰难，还有它的全部信仰实践，所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

这是大白话，如果改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来描绘这个“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的难题，那就是，到底你的宗教观决定了你的政治观，还是你的政治观决定了你的宗教观？也就是说，有一个皇帝，或者今天虽不叫皇帝，叫做有一个党，总之在你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笼罩一切的最高统治者，他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几乎可以决定你生活中一切大小事情，那么，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决定了你与神的关系？

还是反过来，其实有一位上帝，是祂创造了这个世界，祂以无尽的爱来拯救你，祂掌管你的身体和灵魂，祂也掌管宇宙和历史中的一切事情，但祂的掌管是隐形的，是眼睛看不见的。唯独透过信仰才能知道和经历这一点。那么，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决定了你跟那个皇帝的关系？

所以，“家庭教会”这几个字，代表的是这样一个局面：在1949年后，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全面进入了20世纪人类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和一种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的、彻底的无神论政权的治下。这一特定的历史处境，即使放在2000年教会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20世纪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经历了类似局面，但差不多都慢慢过去，尘埃落定了，而且曾进入这一历史潮流的俄罗斯和东欧，他们之前已拥有基督教的生活与文化传统。而对中国来讲，这一处境直到今天，第一，它没有结束，而且尚未出现结束的征兆。第二，它的文化背景里几乎没有基督教的文化根基。它是最强烈的东方传统的专制主义，加上最强烈的从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自己讲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一种政治文化与实践。而这种政治处境，给全体中国人，包括基督教会，都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压力。每个人都要回答，你到底怎么活？对基督徒的良心来讲，就是“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这是兹事体大的，一个生与死的抉择。

但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其他群体包括传统和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来讲，都不是那么尖锐。重要，但没有重要到生死攸关的地步。因为像余华说的，“活着”本身，或者说血缘的延续，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偶像。就像在电影《南京、南京》中，被杀的人对杀他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老婆又怀孕了”。你杀了我又怎么样呢，我老婆又怀孕了。所以，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对一个57年的右派来讲，他虽然存留了一些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到底跟党走还是跟自由主义的思想走，对他来讲，并没有惨烈到一个地步。这是一个令他内心煎熬的问题，但还不足以令他毁家弃子，背弃君王。

所以，一个很核心的对“家庭教会”的理解，就是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和我们的良心的关系。唯有“家庭教会”（包括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在中国历史上，带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转变。那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看法，不是由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决定的。而是反过来，我们对国家的看法，是由我们对这一位上帝的认识所决定的。

神权与政权：中国家庭教会谈话录（2）

杨：你们教会的这个立场表达是很清晰的。我想既然叫家庭教会，我们应该追溯家庭教会的来源，而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使徒时代，圣经时代。但我想在中国的特殊处境下，家庭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它的发展有一些什么不同阶段？因为今天在线的和在场的，很多不一定熟悉家庭教会产生的历史背景。你们为什么叫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怎么来的？能不能先简单谈一下这个缘起。

王：这个缘起呢，可以用49年做一个划界。在共产党入城夺权的前夕，48到49年，当时不同宗派的教会，召集了好几次应急会议。有一部分教会是乐观的，觉得共产党夺权后，应该不至于那么糟糕。但有一部分教会，特别是当时在华的长老会有几位宣教士，尤其是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毕范宇牧师，他是美南长老会的。他们非常清晰地看见了共产主义的实质。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共产党是无神论的，党是公开宣称不相信上帝的。但除了这一点，这一批极少数的宣教士也看到了极权主义的实质。当然，很多人也对当时苏俄的现实和历史有所了解，所以，对中共夺权的恐慌和反对，其实在教会中是比较普遍的。包括本土化的教会，如上海的聚会处，甚至举行祷告会，祈求上帝拦阻共产党渡过长江。但另一方面，因为共产党宣扬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笑蜀主编的那本《历史的先声》，收录了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大量反独裁、要民主的文章，也蛊惑了很多基督徒，尤其是吴耀宗这一批青年会的现代派信徒。因此，教会中也有一大批人，是欢迎、期待共产党进城的。

因此，从48年到49年，在全国几个不同地方，尤其是在西方宣教士主导的宗派中，譬如我所在的四川，就先后在万县和重庆，后来又在黄山，召开了几次基督教界应急会议，思量应怎么办？很多人提出各种策略和方式，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坚持聚会，无论处境有可能变得多么糟。这时候，教会的确已经把自己未来的处境，和初代教会的处境与道路作为类比了。第二，于是，这些应急会议所，大不了我们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打散了，回到家里聚会，到野外去聚会，甚至找山洞聚会，因为初代教会就是这么干的。在罗马城的下面，有很广大的墓陵和通道系统，当时的教会就去“地下”聚会。于是，毕范宇牧师提出了一个较完整的“转入农村、建立家庭教会”的方案。仿照使徒行传第7章，把教会的中心从城市转往乡村。因为在49年之前，中国教会的中心一直都在城市，而不是在乡村。因此教会说，我们要做好预备，从城市转往乡村，从会堂转向家庭，甚至预备在野外寻找地方聚会。

所以，实际上，在1949年，西方宣教士主导的宗派，已经在预备撤出中国，他们给中国教会预备的方案，就是化整为零，建立“家庭教会”。但从48年到49年，这些大宗派教会已经开始有所酝酿，甚至有些地方的教会，已开始推动建立家庭小组，就是为转向家庭和转向农村作准备。

反而，本土的大多数独立教会，直到共产党进城后，也还压根没有想过这种可能。如北京基督徒会堂的王明道，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1950年初，有次去天津一个教会讲道，在天津一个公园门口，看到一副标语，写着“坚决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他心里就想，共产党还是很开明，应该守信用的，应该会尊重基本的信仰自由，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凶狠。

所以直到50年初，王明道还觉得未来蛮有希望，他认为局势不至于糟透。其实，大部分独立教会都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也有民族主义情怀，几十年来一直反对西方宣教士主导教会，所以这一批经过了本土化、本色化运动的独立教会，普遍认为自己和“西方帝国主义”是没有丝毫关系的。显然，这一批基要派传道人在“通达时务”（旧约中对各支派族长的要求）方面，远远不及西方宣教士们。他们两袖清风，自认为无论面对西方教会，还是面对共产党，都是敬而远之，保持最低状态的关系，就可以了。但他们却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特征，以及意识形态与基督信仰之间生死攸关的大争战，存着中国人的侥幸的智慧，几乎没有什么深入认识。所以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所信的主耶稣，才是人家眼里的“境外反华势力”。

所以，在1950年，周恩来接见所谓“中国基督教代表团”的十几个人，其实都是他们钦点的。根据赵天恩牧师的研究，其中也许还包括了少数几位地下党员。1949年前，吴耀宗在武汉，就和周恩来秘密会面过。而共产党钦点的这十几个人，当时在教内的地位、名声都很低，包括吴耀宗本人，当时只是基督教青年会内的一个部长。因为有影响的大宗派的牧师，和本土独立教会的奋兴布道家们，没有一个人参与其中。于是，周恩来安排这个代表团，去全国各地巡回考察，所到之处，均由当地党政要员接待，扶持他们在教内的地位。

从周恩来与吴耀宗等人的三次见面后，凯撒和希律，还有祭司和犹大，都成了朋友。共产党紧锣密鼓地推行“三自反帝爱国运动”。一部分教会猛然惊醒，因为49年之前就有所预备，于是，一批人开始脱离原来的教会系统，私下进行聚会。而像基督徒会堂这样的独立教会，就更加凸显出独立的姿态，像王明道，几乎和政府、三自、大宗派等教内外一切组织，都划清了界限。他以自己个人的属灵影响力对外发言，因为他创立了一份著名的《灵食季刊》。三自运动开始后，他的订户反而直线上升。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当时少数几个拥有微信公众号的传道人。

这样，“家庭教会”首先作为一个现象，就陆陆续续出现了。但我并不把1950年“三自爱国反帝运动”的爆发，作为中国家庭教会正式诞生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是有选择自由的，你不这样做，也还不至于杀头，也不会坐牢，不会在政治上被判死刑，打成反革命。那时候，只是一部分人开始基于他的信仰，意识到，我必须要走另外一条路了。这条路的代价将有多大？连决心走这条路的人里面，也没有人知道。

于是，我是把王明道在1955年6月，发表了最重要的那篇文章——他在那一年发表了三篇文章（有点像马丁路德在1520年发表了三篇檄文，在某个意义上，历史学家认为，那才是宗教改革的真正开始），其中，最重要的那篇是《我们是为了信仰》——视为中国家庭教会的诞生。

这篇长文，可以说是中国教会在20世纪最杰出的护教辞。在第一世纪，教会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涌现出许多护教士，也写了不少的护教辞。王明道发表的这篇文章，很清晰的，既有神学上的意味，也有政治上的意味。他说，“我们相信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而且“没有一句是帝国主义的毒素和毒草”。那么，前半句是神学上的认信，我信圣经的权威和无误，这是我的生命信仰之根。而后半句就是回应政治上的挑战。教会现在被说成是西方帝国主义所利用的一个侵略工具，而我坚持说，不，它与帝国主义无关。我的信仰，不可能在共产党进城之后，变得和共产党进城之前不同。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就等于拒绝政治可以影响你的宗教。在王明道那里，政治不能影响宗教，是一个宗教的立场，而不是一个政治的立场。然而，只要你不承认政治有改变你的信仰的能力，你的信仰立场在共产党眼里，就已经变成一个政治立场了。所以我说，它是同时有神学和政治上的双重含义。这就是“护教辞”的意义。先有护教辞，才有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是这一双重立场的产物，即当一个古老的认信在特定的政治历史处境下被宣告出来后，教会就必须、也只能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因此，王明道直接宣称，那些参加“三自运动”的人是“不信派”。因为他们既看不见这一点，也不相信这一点。看不见是因为不相信。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见属灵的事。不属灵的人，只看得见君王的刀剑和自己内心的恐惧。当一部分教会和传道人在政治上迎合和容许“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毒素”这样一个罪名，被加在基督的教会身上，不，甚至是被加在基督本人身上时，他们也就在神学上背弃了教会最古老、最基本的认信。

其实，耶稣在罗马帝国之下被钉十字架，祂所承受的罪名，也是类似的。翻译成1950年代的话，就叫“反革命罪”。翻译成今天的话，就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不过，王明道的这篇檄文发表之后，共产党是想尽了办法，反复争取他。因为王明道是中国自立教会中一个重要的领袖，党的统战工作需要借助他在教会的影响力。当这种努力失败后，或者说，当政府对这种努力感到不耐烦的时候，就转变态度，决定逮捕王明道。这时，和王明道站在一起，还是和吴耀宗站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和王明道在一起的，是曾被杀的羔羊。和吴耀宗站在一起的，是罗马帝国。这时，是秘密聚会、脱离三自；还是签名自保，加入三自，就成了一个信仰的生死测试。因此，我认为，王明道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及政府对他们夫妇的逮捕，标志着中国家庭教会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