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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之前的500年，教会越来越具有三个神学上的特质：
其一是教会的“中保性”，不但在一般意义上，唯独透过教会所保存和宣讲的福音，是信徒个人得救的终极来源（对居普良的教会论的发展：教会以外无救恩；对奥古斯丁的知识论的发展：除非教会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何为真理）；而且在个体意义上，唯独通过神职人员的宣赦及其他“圣事”，是信徒个人得救的直接媒介。
其二是教会的“圣礼性”，这是教会的中保性的延续。教会不但被视为恩典落实的有形管道，而且被视为一个记号与实质完全重叠（这是中世纪对圣礼的看法）的管道。因此，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而拥有了圣礼性，用一句名言来表达，即“教会是基督的圣礼”。
其三是教会的“政治性”，即有形的教会被视为无形的上帝国度本身，这是教会的圣礼性的延续。这意味着教会是一个真正的、甚至唯一合法的地上政府，教会当然承认和尊重世俗政权，事实上，她从未想过（教会的神学也不允许）替代或合并政府。
有人以现代观念比附，认为中世纪是“政教合一”，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中世纪的特质是神权政治，而不是政教合一。神权政治当然也可以是“政教合一”的，如某些地方的伊斯兰政权。但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是最典型的“政教分立的神权政治”。有人称这种模式为“君士坦丁模式”，或“基督教王国”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教会的确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但并非政教不分，而是在一种超自然的世界观下的政教二元主义，在这种模式中，与其说教会“承认”世俗政府的合法性，不如说她“批准”了世俗政府的合法性。在中世纪，教会凭着至高的属灵权柄，大多数情形下，是以一种以一种非暴力和非政权的方式，制约和掌管着在道德权威上较低层级的世俗政府。也就是说，中世纪的基督教，形成了一种影响现代社会的宪政结构，就是由无刀剑的教会负责对有刀剑的政府进行“违宪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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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教改革，在形式原则（归回圣经）和实质原则（恩典教义）两方面，都摧毁了上述的教会论。
经过16-17世纪的几场宗教战争，一个加强版的“君士坦丁模式”，最终在1648年的德意志，下降为“教随国定”的简易版的“基督教王国”模式。又在1689年的英格兰，继续下降为“宗教宽容”的“泛基督徒王国”模式。最后在1776年的美利坚，中世纪的基督教蜕变称一种最低版本的“基督教共和国”模式，即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泛基督教国家”。
这就是美国的独特性。美国是“基督教王国”这一中世纪遗产的最低版本。也就是说，美国是基督教世界中的第一个现代国家，又是一切现代国家中的最后一个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与宪政主义的结合，使基督教成为了“美国”这一最低程度的宗教性国家的“国家宗教”或“公民宗教”的一部分。从麦迪逊到川普，都是这一融合了基督教在内的“国家宗教”的信徒，而不是宗教改革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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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改革足以被称为中世纪社会政治结构的一场“政变”。
因为“因信称义”的福音，意味着个人与至高权柄（基督）的关系被重置了，这一发生在灵魂深处的信仰革命，对于一个建立在超自然世界观之上的社会来说，必然同时呈现为一场政治革命。也就是说，个人与基督之下的其他次级权柄（教会及国家）的关系，也必然要被转换。
尤其是当“因信称义”的福音与地方诸侯的民族主义的崛起结合之后（准确地说，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因信称义的福音负有更大份额地塑造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政变”一词就不只是类比意义上的夸张，而且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实际。
因此，并不夸张地说，近代的民族–国家体制，是宗教改革所领养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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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前的500年，是带着上述三个神学特质的罗马教会，使一个地方主义的欧洲成为了普遍主义的欧洲。而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最终摧毁了一个普遍主义的欧洲。这场“福音的政变”产生了“主权国家”这一对欧洲而言、崭新的历史事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路德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德国之父”，正如约翰·胡斯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捷克之父”，而约翰·诺克斯则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苏格兰之父”。至于约翰·加尔文，哦，他居然被视为遥远的“美利坚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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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教改革之后的500年，一个最基本的世界格局的扭转，就是“国家”逐渐取代教会，拥有了下列三个政治神学上的特质：
其一，是国家的“中保性”。虽然个人主义被视为近代国家论的一个基点，但“个人”已经成为被国家所定义的“个人”，即公民。换言之，“国家以外无公民”，就取代“教会以外无救恩”，成为一个现代人的、第一位的身份认知。所谓“个人”，首先不是上帝面前的个人，而是国家面前的个人。国家，显然成为了人与他的存在本质之间的、第一位的媒介。在某个意义上，国家以外的个人，不但不是个人，而且根本不算是人。看起来，人的地位上升了；其实，人是从“宗教的存在”下降为“政治的存在”。“政治国家”成为了人类自由的、最重要的场域。政治的逻辑，取代信仰的逻辑，塑造了现代人最基本的话语系统。国家，俨然已是一个中保。
其二，是国家的“圣礼性”。透过一套类比的祭司制度，和模仿教会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圣殿”和“国家礼仪”，如国旗、国徽、入籍宣誓、议会礼堂、阅兵式、国家勋章及其他庆典等，国家不但被视为公民身份的来源，而且在记号与实质之间，国家及其立法活动获得了一种虚拟的神圣性。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作为一个最低版本的基督教国家，却成为一切最高版本的现代国家的雏形。这种加强版的“国家”的实质，就是国家本身成为一种宗教，或宗教的一种现代形态。
其三，是国家的“政治性”。我的意思是，国家在政治上的神学性质。美国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政治神学”的诞生。而对那些受到马丁·路德影响的德意志诸侯来说，政治学早已成为一种政治神学。德国的思想家们，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地，把国家变成了看得见的上帝。
可以这样说，路德宗的世俗版本，就是现代德国。改革宗的世俗版本，就是现代美国。这两个版本的世俗化，是透过启蒙运动完成的。
最终，“人权的普遍主义”（这是古老的罗马普遍主义在后基督教时代的升级版），取代了“福音的普遍主义”，而成为现代世界体制的万古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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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所言的“政治性”，是指一种更高的和终极意义上的统治权柄。宗教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西方国家，逐渐获得了传统上只有那些遥远的东方君王才拥有的神圣统治权。即他们的统治被视为宇宙中最高的统治，或者说，国家不承认还有比他们更高的统治。
因此，反过来说，与其说现代国家“承认”教会的合法性，不如说它“批准”了教会继续存在于国家内部的合法性。现在，国家凭着至高的神圣权柄（这一权力这近年来攀上的最高峰，就是可以批准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结婚的权力），以一种暴力的和政权的方式，实际上掌管着在它看来较低道德层级的教会。
也就是说，现代国家的宪政结构，变成了由有刀剑的政府来负责对无刀剑的教会的“违宪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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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500年来，福音的政变，最终产生出反福音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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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教会在500年间的基本走向，是由“君士坦丁模式”，彻底走向这一模式的反面，即一个“隐藏的教会”。
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看不见地方教会了。而是说，教会不再作为一个属灵的、真正的“世界政府”，而被世人看见。除了天主教会至今保持着以一个“国度”的外在样式，被世人看见，从而在“后宗教改革时代”的世界格局中，成为一块残存的中世纪的活化石；而新教的、宗派林立的教会，不再是一个镶嵌在民族–国家结构之中的、看得见的国度。
一方面，既然因信而称义，那么上帝的国度也就因信才能看见。“十字架的神学”，在经历大约一百年的“教随国定”的过渡状态后，逐渐（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后）转换为“十字架的教会论”。教会终于回到了世界的边缘，回到了被世俗权柄压制、逼迫、藐视和管制的常态。教会终于有福了，因为她在世上，重新成为了“为义受逼迫的人”。
这意味着，在宗教改革500年之后，“教会”本身终于逐渐具有了福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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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方面，在加强版的“君士坦丁模式”和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的基督教”之间，我们几乎失去了中间地带。
因为在十九世纪以降，这一“隐藏的教会”的形态，与现代性的诉求和国家的神学特质结合之后（这是自由派神学的简史），也逐渐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教会”本身的福音性被不断削弱，以至于在种种后现代的教会观下，“教会”本身就是反福音的。
改革宗神学家克罗尼说，在这种教会观下，20世纪的基督教的一大特征，就是各种“类教会”或“准教会”的出现。教会机构化、教会小组化，也就是教会的“非教会化”。一些流行的口号宣称，“我相信基督，但不相信基督教”，“我是基督徒，但不是基督教徒”，“我信福音，但不信宗教”。
这是令人讽刺的，在十六世纪，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反宗教改革的改革”。而主要在士来·马赫和法国大革命后，有越多的新教教会，投身于这一“反宗教改革运动”，并成为当仁不让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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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能知道主的心，谁做过祂的谋士呢？
曾被杀的羔羊，在宗教改革之后500年的历史上，是配得荣耀、颂赞和尊贵的。毕竟，只有在宗教改革以后，教会才可能唱出这样的新诗：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我众罪都洗清洁，惟靠耶稣宝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