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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年2月18日，凌晨三点，路德离世。临终前，他说，“我们的确是一群一无所有的乞丐”。
约翰·派博牧师说，这意味着，承认自己是乞丐，是我们活着的方式，也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唯有这种方式，使上帝得着荣耀，我们得着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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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元旦，梅钦离世。临终前，借用现代技术，他拍了一份电报，给西敏神学院的同事慕理。上面说，“除了基督主动的顺服，我们没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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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只能由上帝造成。创造，拯救，审判，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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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约翰·加尔文关于《以弗所书》的一篇讲章，他说，“你们必须轻看这个世界的能力、荣耀和好处”，才能“在上帝的话语上大大张口”（这意味着像一个乞丐），才能明白和遵循上帝至高的话语（这意味着上帝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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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说得更直接，他引用《诗篇》119篇，“我未受苦以先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67节），诗人的结论是，“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71节）。因此，一个承认自己不义的人，必须在公义的道路上受苦。这是我们明白上帝话语、领受福音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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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恩典的教义中，我们必须重新理解。“自由”的涵义。黑格尔说，宗教改革的实质，就是人将成为自由的人。而这是宗教改革所发现的人的本质所决定的。
和康德一样，他如此之深地误解了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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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必须重新理解“自由”的涵义。意思是说，在500年后，教会必须重新努力，才能摆脱启蒙思想家和自由派神学对人类灵魂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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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教义，对哲学家所阐述的“自由”，构成了不留情的打击。恩典的威力，首先体现为对人类的自主的否定。如果把救恩比喻为一项知识产权，人类的野心，不仅是希望获得这项知识产权的一切好处，并且试图宣称这是一项“自主的知识产权”。换言之，人类极其渴望救恩，但并不愿意接受，救恩是一项来自上帝的、自由的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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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救恩的渴望，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福音在本质上是反宗教的。在教会历史上，真敬虔的敌人，从来不是各种不敬虔，而是各种假敬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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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自由必须首先用来描述上帝，而不是用来描述我们自己。“自由”是否构成这个宇宙中的一项终极的、珍贵的价值，取决于这个宇宙中是否存在一位“自由的上帝”，而不是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群“自由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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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教义，意味着唯有上帝是自由的。唯有祂的主动，创造和维系着祂与我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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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意味着，在一位自由的上帝面前，如果我们是一群“自主的人类”，我们恰恰是不自由的。因为我们作为堕落的受造者，无法反抗那位自由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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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作为人的自由，就是对那位“自由的上帝”的觉察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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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是上帝的自由的最高峰。十字架所诉说的，比上帝创造的宇宙穹苍所诉说的更美，一位“自由的上帝”的流血所诉说的，比亚伯的血和一切宗教中的“自主的人”的流血所诉说的更美。
唯有十字架，使我们彻底地觉察和经历到一位“自由的上帝”。正如耶稣所说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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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加尔文的学者C.汉考克，将加尔文的教义，称为“人对自我的无意义的感知”，和“人对绝对权力的感知”。
这个教义教导人类，“必须在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求正义”（基督教教义，III，xi，23）。换言之，就是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乞丐，将唯一的救赎和真宗教，转向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自由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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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受苦，是我们认识真理的唯一方式。我们不能安坐在那里，自主的思考。我们必须跪下来，放弃自主。必须大大的张口，像病人任凭医生检查他的口腔或腹腔一样，任凭上帝长驱直入，进入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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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由”，是爱的前提和内涵。爱就是自由地去爱，爱就是在得到一个可以不爱的保证和权利之下，决定放弃权利去爱。
因此，上帝是否全然自由，决定了在这个宇宙中，“爱”到底是否存在？
同样地，“爱”是否构成这个宇宙中的一项终极的、珍贵的价值，取决于这个宇宙中是否存在一位“自由的上帝”，而不是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群“自由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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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恩典意味着，十字架也是爱的最高峰。正因为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10:18）。因此，祂的门徒保罗充满盼望和喜乐地宣称，“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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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下一个定义：自由的人，只能是觉察和相信一位“自由的上帝”的人。人不能“自主地进入自由”，人必须“不由自主地进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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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主的恩典，就是对那“不由自主的自由”的赞美。这赞美单单要归给你，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啊，因为自由，就是躲藏在自由的那一位荫下。自由，就是对你在十字架上“自由的顺服”的敬拜。
2017-05-8 08:00
——摘自“王怡的麦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