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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圣经的中心，整本圣经都在述说一个亘古以来的大故事，即神在基督里的恩典。

以神为中心，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只有“以基督为中心的”，才是“基督教的”。

从改教家们开始，教会进一步撇清了与一切异教的区别。那就是，我们不但宣称，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且只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我们宣称，信耶稣，是且只是我们信三一上帝的唯一的道路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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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灵恩运动，之所以是偏离宗教改革的，是因为许多灵恩派的教师不明白最关键的一点：圣灵同在的真正记号，不是人们一直在谈论圣灵，而是人们一直在谈论基督。

现代的基要派教会，之所以也是偏离宗教改革的，是因为基要派的教师们也不明白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成圣的真正秘诀，不是人们一直在谈论律法，而是人们一直在谈论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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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丁·路德来说，有两类神学家。一类叫做“十架神学家”，一类叫做“荣耀神学家”。

荣耀神学家的特征之一，是某种道德主义。一种根深蒂固的异教观念，就是“大多数人都期望神奖赏那些行善的人，那些表现良好并顺服神的诫命的人，将会得到天堂的入场券”。

即使在信耶稣的人群中，这种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正是这种观念，生出了种种宗教式的自义、傲慢、比较、嫉妒、论断和偏见。以及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自卑、自欺、自恋，和不可救药的对自尊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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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腓立比书》第2章对基督之降卑的描绘，荣耀神学家，就是那些“本有人的形像，却坚决以自己的荣耀为不可抢夺的，拒绝虚己，存心升高，并且痛恨奴仆的样式”的人。

这样的人，也会说，“为神的荣耀而活”。但他们在内心深处，厌恶十字架，对一种必须在卑贱中显出尊贵、必须在失败中显出得胜、必须在丧失时才能品尝到的荣耀，感到扭捏和尴尬。

道德主义者可以忍受一切，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十字架。因此，他们的信仰，是一种必须得到尊重，必须得到认可，必须得到道德的勋章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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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这样的人也会说，他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但他们相信的十字架，只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生命现场。他们就像好龙的叶公，唯一害怕的，就是活画在自己眼前的十字架。

很多浙江的基督徒，对政府的拆十字架运动感到愤怒。但很多人忘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只有拆下来的十字架，才是十字架。正如只有背在肩上的十字架，才是十字架。主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祂命令凯撒把十字架从教堂顶端拆下去，就是命令他的儿女把十字架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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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神学家的另一个特征，是某种成功神学。或者说，道德主义的实质就是成功神学。因为这种神学要求变现，要求超越的信仰，变成可计量的单位。或者说，他们要求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于是，他们强调主的复活，而不再强调主的受难。对荣耀神学家来说，“受难”是过去式的，“复活”才是是现在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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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主已经复活，这恰恰是十架神学的精髓。主若没有复活，我们受苦还有何用？主若失败了，我们的一生就是炮灰。

五旬节后，十二个门徒的殉道，恰恰是主复活的证据。主真的死了，所以他们真的跑了。主真的复活了，所以他们才真的不要命了。

如果教会真信基督的复活，教会就将背起十字架。主若真的活着，我就可以去死。主若死了，我倒必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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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假如我说，我是不能失败的。我是不能受苦的，我是不能贫穷的，我也是不能死的。那么，这就显明，我压根不相信主的复活。我相信一个杀死了主耶稣的世界，甚于相信主耶稣复活之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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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神学家，不懂一件事，就是两个马利亚在坟墓外，遇见复活的主时，她们为什么“又害怕，又欢喜”。他们也不懂，为什么天使明明说了，耶稣已经去了加利利，要在那里见门徒。但耶稣却向这两个姊妹显明，说，“愿你们平安”，接着又说，“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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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在哪里，看见神的爱“最为戏剧性地”彰显出来？路德的答案是，在基督的自愿的顺服上，即祂在十字架上自愿亲身承受神的所有沉重如山的愤怒。

一个人可以在哪里，最为清楚地看见神的圣洁与公义？路德的答案是，在基督于十字架上遭受的所有最可怕的痛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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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对基督位格的认识上，路德固然坚信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但与罗马教会相比，路德突出地强调基督的人性。可以说，基督的人性位于基督的基督论的中心。基督教所相信的道，必须是“成了肉身”的道，因为神对人的恩典与怜悯，几乎三千宠爱，集中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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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楚门指出，这一对基督的人性的强调，在路德那里，论争性大于神学性。也能从而理解，他为什么在圣餐观上如此坚持，基督的肉身必须真实临在于祝谢后的杯饼中。甚至不惜与瑞士的改革宗翻脸。在改教家中，没有人比路德，更加重视、也更加了解受苦的基督，所经历的死亡的黑暗、痛苦和悲惨，而这一切是如何深切地与我们的赦免和新生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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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百年后，二十世纪的自由派神学家，几乎是从路德的遗产中，重新认识到了基督的人性和基督的受苦，对于福音的至关重要。他们不惜以削弱基督的位格（或基督的神性）的代价，来重述一种苦弱的基督形象。相对于道德主义的基要派，恰恰是自由派更加重视对苦难和十字架的言说。这是因为他们比基要派，更加关心现实世界的苦难与绝望。于是他们发现，苦弱是且必须是基督徒在世的现实经验的一部分。因为基督与失败的人类认同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基督成为失败的人类的一份子。

于是，这些主要来自德国的自由派神学家们，以路德的口气说，“你若要和我谈论上帝，就别忘了跟我谈论基督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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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个基督论上的正反合命题。在初代教会，基督论就是救恩论。对福音的理解，基本上就等于对基督的神人二性的理解。

在罗马教会一千年的历史上，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是基督的神性压倒了基督的人性。在路德那里，基督的人性开始反过来压倒基督的神性（我不是说在路德本人那里，这种压倒已经导致了神学的偏差。在他那里，如前所述，这种压倒只是论战性的和修辞性的）。这一倾向，逐渐发展为二十世纪教会在基督论上的主要倾向。

但在约翰·加尔文那里，基督的神人二性重获了一种平衡，成为一个合命题。对瑞士的改革宗神学来说，基督的神人二性，再次成为对福音进行正确理解的一个神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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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神学意味着，你的自我形象，必须比你现在所认为的更加败坏和糟糕。同时，十架神学意味着，你所蒙的恩宠，也必须比你现在所能想象的更加丰盛和不可思议。

马丁·路德会用更激进的修辞，他说，“为了带领我们进入天堂，我们可以说，祂必须先把我们丢进地狱。为了使我们品尝福音的自由和喜乐，祂必须先使我们对自己的义彻底绝望”。

——摘自《宗教改革沉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