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

好吧，现在让我们回到案发现场，这500年来，是谁杀死了宗教改革？

257

看上去，路德宗是新教世界的第一个叛徒。路德和加尔文都不同程度地，承接了中世纪的奥秘派传统。1516年，路德在致施帕拉廷的信中，向他推荐奥秘派的代表人物约翰·陶勒的证道辞。路德说，“在拉丁文和德文文献中，我从未见到比这些文辞更富益处、更与福音和谐的神学著作了”。他说，如果你尝过修士无论做什么都摆脱不了的苦毒，那就从陶勒的作品中，“来品尝一下并且看一看主的恩惠是多么的甜蜜吧”。

258

奧古斯丁的恩典教义，在中世纪，一半躲藏在奥秘派的灵性体验中，一半凸显于唯名论的神学突破中。

259

在行为主义的苦闷中，是路德的导师施道比茨，给他推荐了陶勒。而唯名论的思路，使他弃绝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回到了奧古斯丁。在他写给修道院副院长约翰·郎的信中，路德这样说：

“懂得五种语言的耶柔米，比不上只懂一种语言的奧古斯丁。虽然伊拉斯谟绝不会这样认为。然而，一个强调人的意志的人，比不上一个除了恩典一无所知的人”。

260

所以，这两种中世纪的晚期传统，奥秘派和唯名论，路德皆而有之。他的宗教改革，固然是教义的突破，而非道德的革新。

但这一福音的再发现，对路德来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我的意思是，路德所描述的福音，一半来自神学突破，一半来自敬虔传统。

261

我的意思不是说，加尔文所描述的福音，都是海水，没有火焰。

加尔文的敬虔，同样地，部分来自对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吸收。伯纳德对他的影响，远超过陶勒对路德的影响。但加尔文对奥秘的灵性体验的吸收，本身是神学性的。有人说，其实加尔文是一个“圣灵神学家”。但现代灵恩派人士对此显然不以为然。

因为加尔文完成了对奥秘的理性主义阐释。

改革宗的特色，是奥秘的，但不是奥秘主义。改革宗的恩典教义，是超自然的教义，但不是超自然的表达方式。

262

加尔文主义引以为傲，和引以为戒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加尔文主义完成了对救赎的奥秘的理性主义解释。

路德的生命焦虑和在福音中的释放，以及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因信称义”的呐喊。在加尔文那里，变成了“与基督联合”的对救赎次序的统摄，和一切指向“上帝的荣耀”的，无法想象有比之更崇高、恢弘的神学体系。

263

这正是12年前，使我与无数的加尔文主义“新鲜人”一样，感到欣喜若狂的地方。

同样，这也是我经历了一段对恩典教义的、理性主义的迷恋之后，在癫狂与安静之间，开始沉思的地方。

264

是的，再也没有比改革宗神学更奥秘和超自然的神学体系了。B·B·华腓德说，只要你将一神论坚持到底，你就必然会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

最初在伯特纳的著作中，我读到他引用华腓德这句话。后来读到华腓德在《救恩计划》中对这一立场的全面阐释。他的大致意思是，如果“一神”作为一个最高的哲学原则和一切理性推导的起点，那么，借用他的一个更著名的结论就是，“在无神论和加尔文主义之间，你将找不到任何一个安全的立足点”。

265

这一立场，对20世纪的新加尔文主义来说，至关重要。我认为，华腓德是最后一位古典的老加尔文主义者，又是现代的第一位新加尔文主义者。他启发了20世纪的凯波尔和范泰尔，使加尔文主义完成了对启蒙运动后的世界观的回应（也包括对路德宗的现代投降主义的回应）。因此，新加尔文主义使恩典教义在整体上，具有了一种“护教学”的性质。

266

这一切，都是我深深爱慕、膺服并委身其中的教义传统。

但问题在哪里呢，借用安瑟伦对上帝的本体论证，“无法想象有比之更崇高、恢弘的神学体系”，在逻辑上就是对上帝本身的定义。

全然崇高的改革宗神学的唯一危险，就是它将全然败坏的改革宗人士，置于在全然败坏的试探中。

267

用伯特纳在《改革宗预定论》中的话说，后世的一些改革宗神学家，在谈论上帝拣选与救赎的奥秘时，试图回答一切问题，而越过了敬虔的界限。尽管他们的观点不错，但给人的印象，好像他们在谈论自己在后花园，所窥见的邻居后花园里所发生的事一样。

268

如果说，现代福音派的挑战是，他们需要学习在该说话的地方不要闭嘴。那么对改革宗人士来说，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在该闭嘴的地方不说话。

同样，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不需要把话说得太满的地方，不把话说得太满。如何在需要模糊的地方，不要过于精确。

对启示的精准的理解，就是在清楚的地方同等程度地清楚；在模糊的地方精确地反映模糊。在需要澄清的地方澄清，在神秘之处保持神秘。

269

换言之，改革宗的功课是，在神学的思考和教义的阐释上，“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后半句我都不敢引用，因为主说，“何必自取败亡呢”？（传7:16）

270

或者借用凯文·德扬（Kevin DeYoung）对美国当代的年轻加尔文主义群体的观察，他在《我为何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中，发出这样一个祷告：

“恳求上帝，不要让这个年轻、浮躁的改革宗运动，成为历史上另一个无知、自恋、比酷的时尚”。

271

啊，我本来是要讲述，路德的后裔是如何背叛因信称义的。

让我理一理我的思路：

在加尔文的属灵后裔中，他们面临一个极大的试探，就是因着奥秘的一面，和面对这奥秘的灵性挣扎，都获得了一种精确的神学表达，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不同程度地走向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律法主义。

而在路德的属灵后裔中，因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路德的灵性之路，并未完成一个完整而持续的神学表达。于是，火焰升高，海水退潮。敬虔主义，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继承了路德所走过的路。在启蒙运动之后，一部分敬虔派人士，忽然发现，启蒙运动本身为他们的灵性之路，提供了另一种神学表达的可能（信仰的伦理化）。或者说，他们发现自己的灵性之路，为对抗启蒙运动的挑战，提供了另一种与之对抗的护教学（信仰的经历化）。于是，路德宗透过敬虔主义的桥梁，一跃成为18-19世纪自由派神学的大本营。

272

我的沉思，似乎一直对自己（改革宗）很严厉（很多喜欢或不喜欢我的人，都亲切地表示不满）。

好了，现在，我要说出一个对路德的属灵后裔的严厉评价。

新教世界的第一批叛徒，主要来自路德宗地区。这批才华卓越的叛徒，在16世纪的激进的重洗派和敬虔主义的弟兄会中得以酝酿，最终在17世纪后半叶初露端倪，到士来·马赫，可以算正式倒戈。到康德和黑格尔，则基本完成新教改革的异教化。

273

最终，世界信义宗联合和天主教会，在1999年，发布了一份《有关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其中宣称，经过艰难的对话，“我们在称义教义的基本真理上已经达成共识”，尽管还有“彼此在阐释上的其他差异，但已不再构成教义上彼此谴责的机会”。

这就是说，路德最核心的教导，在他的后裔眼里，只是与天主教会之间“在阐释上的其他差异”。基于这种“其他差异”的定位，天主教会也撤销了当年天特会议上对新教改革的咒诅。

274

这是对路德的一份平反，教宗不再谴责路德，但原因是“其实你并没有反对我”。

可悲的是，现在路德的后裔，已没有勇气说，要么请你改变自己，要么请你继续谴责我吧，因为我真的反对了你。

275

这份联合声明，签署于当年的10月31日。表明这个日子从此以后，对双方而言，都不再是宗教改革纪念日，而仅仅只是万圣节了。

276

而在改革宗内部，自17世纪以来，人们最大的争论都围绕着阿民念主义。直到英国教会，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分裂，即卫斯理与怀特菲尔德的分裂。

到2006年，卫斯理的属灵后裔，即世界循道宗协会，成为新教改革的另一个叛徒。他们说，“我们接受马丁·路德和改革宗的传统”，但也认同路德宗和天主教会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当年7月23日，他们与上述两方共同签署了这个声明。

277

唉，一位上海的牧师这样说，这好比有人建了一个群，结果群主却退群了。

宗教改革，到如今，成了一个群主退群的运动。

不过这也是很多当代的改革宗人士，重新喜欢路德的原因之一。

因为现在，路德是我们的了。

——摘自《宗教改革沉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