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友饰杨衢云，梁家辉饰陈少白。眉目间都颇为神似。

陈可辛用荡气回肠的故事，提醒我们香港的另一个角色。自晚清革命以来，港九之地，“不但有金银气，且有革命气”（见《辛亥文献》之马小进《香江之革命楼台》）。但两岸三地，对 1905 年之前的革命史，都有意无意地裁剪了两样主导性力量。即孙中山和几乎所有早期革命领袖兼而有之的两个身份，基督徒和洪门弟子。

晚清革命，一言以蔽之，是基督徒与三合会的革命。不过投资过大的电影，不敢拂逆主流意识形态。不然就对过亿票房构成妨碍。用钱投票的观众，和拿命投票的公民，都需要简单而脍炙人口的理由。所以最不可饶恕的电影，都是关于历史的。通常一部大片，就是对民族记忆的一次强制拆迁。

陈可辛坦言，也拍过洪门段落，但为稻米计，还是尽数删了。三合会背景，只隐含在少林僧“王复明”的名字中。基督教因素，也只有孙母家里一闪而过的十字架。

商人李玉堂与众义士慷慨赴死，之前饮血酒，戴附身符。若是围在一起祷告，票房可能就砸了。其实这个角色，大概有三位原型人物，都是基督徒。论地位相似，革命的第一赞助商，非香港的“太平绅士”、立法议员何启爵士莫属。他父亲何福堂，是梁发之后、中国第二位被按立的传道人，著有《马太福音注释》。

何启承继万贯家产，攻读法律，作大律师。妻子雅丽去世后，他于 1887 年创办香港第一间西式教会医院，附设香港西医书院，李鸿章亦是赞助人之一。孙中山、陈少白都是何的学生。

何启多方支持孙的革命，一向只出钱、不出面。1895 年香港兴中会成立，他代理法律事务，并推荐自己的亲戚、另一位大商人黄咏商，任兴中会会长。黄也出身于基督徒世家，其父黄胜曾与容闳一道赴美留学，是香港道济会的平信徒领袖。黄先生为革命倾囊而出，卖掉香港银楼，充作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军费。另一半军费，则多由孙的未来岳父、“革命牧师”宋耀如代为筹集。宋牧师一家，对百年中国影响至深。他也同时是洪门弟子。

论姓名相似，第三位原型应该是是商人李纪堂。他也是基督徒，与陈少白交往甚密，对革命捐输甚丰。庚子起义失败后，他以赞助革命的剩资，在屯门开设农场，作为孙中山在港的接待站，内设军火库和射击场。1901 年，李纪堂和太平天国后裔洪全福结识。洪也有两种身份，既是领洗之信徒，又是三合会头目。李纪堂散尽家产，与他筹划“大明顺天国”的广州起义。这个国号形象地说明了末代皇权体制下，洪门和基督教在华侨社会中的怪异组合。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海外唐人街，仍隐约可见这两种华人移民社会的底色。

电影刻画一群贩夫走卒在革命叙事下的群像，如几十把刀，在日光下哗哗作响。某种氛围上，也还原了晚清革命的某种真实场景，即埋伏在民主和信仰之下的、绿林、会党与游民的底色。“大明顺天国”被学界称为“第二次天平天国”。这是头一回，具体提出了共和政制和总统直选方案的革命。何启参与了策划，他与李、洪等人共同推举容闳为临时大总统。可惜举事前三天，泄密失败。

香港学者粱寿华，在《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称 1905 年前的晚清革命为“基督徒革命”。因为无论领袖还是资源、动力、赞助，均由基督徒群体主导。片首被刺杀的杨衢云，是当时香港基督徒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组建的“辅仁文社”，也是香港第一个革命团体。后来的香港兴中会，有一文一武两员大将，拿笔的陈少白是会长，创办《中国日报》，和孙中山在同一间教会受洗，后也加入洪门，被封为“白扇”（军师）。拿枪的邓士良，本是三合会头目，后在礼贤会受洗。他是第一个劝说孙中山与洪门结盟的人，对革命之暴力走向影响至大。

1894 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基督徒占到一半以上（苏德用《国父革命运动在檀岛》。会议在信徒何宽家举行，随后转到一个牧师家里举行入会仪式。孙中山带领众人，各以左手按《圣经》，右手举起宣誓。从此，晚清各革命团体的宣誓仪式，均“由基督教的受洗之礼脱胎而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孙中山的孙女也说，“祖父建立革命组织，是受到基督教会组织方式的启发”（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兴中会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社团。

随后第一次广州起义，设计出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也是基督徒。他被称为“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一健将”。受刑后写下“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的绝笔。第二次广州之役中被处死的刺客史坚如，被誉为“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二健将”。他亦为信徒，曾撰文表述其革命信念，“我是耶稣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之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宫琦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直至惠州起义，基督徒仍占三成。1906 后，革命浪潮蔓延，华侨信徒不再是唯一的领袖群体。但直至 1924 年的广州军政府，尽管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不足千分之一，他们却占到了公务员的 40%。在内地，他们也是举足轻重的革命士卒。两湖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就由美国圣公会的华人牧师黄吉亭创办。随后，陈天华、宋教仁、刘睽一等人相继加入。黄牧师每逢主日讲道，人满为患，深受学生和军人欢迎。黄兴回国后，上海圣公会的吴国光牧师特意致函黄牧师，介绍转会，请求将尚未领洗的黄兴列在会友之中。

1904 年，长沙起义败露的那一日，黄吉亭牧师挺身而出，护送宋教仁出城，野外相赠旅费。随后，他连夜赶往黄兴家，以“美国圣公会”的轿子掩护，将他藏匿于圣公会教堂阁楼十余日。黄牧师又将黄家妻儿接来教会，向外界宣示黄兴一家乃本会教友。最后，武昌圣公会的胡兰亭牧师赶来长沙，带着黄兴乔装出城。

这一幕逸事，倒和电影中那一个小时的护送，颇为相似。

对我而言，知道电影中倡言革命之名士，其实多为信徒；是一件很难过的事。

基督徒与晚清革命之关系，是尚未被清理的历史题目。准确的说，晚清以降，现代革命的渊薮，的确来自“具有三合会背景的基督徒”。换成新约圣经的背景说，这是一群相信上帝的“奋锐党人”。当时的信徒，多为受西学浸染的文化精英，他们将基督信仰与西方民主观念一并领受，尚未分清地上之自由与基督之救恩的殊别。

宋庆龄曾接受斯诺访问，说，先夫革命的实质，是“将基督教付诸实践”。孙中山本人，也确有过真切的信仰体验。在《伦敦蒙难记》中，他陈述自己在狱中“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出狱后，他致函自己的属灵导师、广州的传道人区凤犀，请他“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民国建立后，他公开作见证说，“我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乃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助”。

然而，地上的民族主义立场，始终制衡着这群“属中国的基督徒”对普世信仰的领受。如孙中山要求兴中会成员悉数加入洪门，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三合会的基督徒”。之后，他的暴力革命之途，越发偏离圣经教导。越到晚期，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对暴力手段的沉迷等，均使一个“从神道而入治道”的断裂，贻害至今。电影中杨衢云被清廷暗杀一案，被称为“香港第一起政治谋杀”。但另一个事实，是兴中会一旦成立，就率先图谋暗杀清廷督抚。中国近代史上，以政治暗杀的手段颠覆政权，恰恰是由相信上帝的孙文一党开创的。

遗憾的是，直到今日，一方面，公共学界对基督信仰之于中国当代史的影响长存偏见，形成无知之空白；但另一方面，教会界的学者如梁寿华先生等，亦对革命情怀之谬种流传，缺乏基本认知。对晚清这一批民族主义基督徒的革命作为，亦缺乏起码反思。

晚清的基督徒革命，及上述孙的公开见证，在我看来，不过是另一版本的口含天宪、“替天行道”罢了。从普世性说，他们这一代“奋锐党人”，多半是启蒙运动及“天赋人权”观的后代，而非“惟独圣经”的宗教改革的后代。从地方性说，他们真正的信仰对象，除了今天的中国，就是未来的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少白的叔叔陈梦南。他是教会史上一位著名传道人，对侄儿影响至深。陈梦南说，“堂堂中国绅士，怎好在外国人手里受浸”？所以直等到遇见被按立的中国传道人后，才肯受洗。

对皇权专制下的第一批现代革命者来说，上帝是必须的。不过革命需要的，并不是新旧约圣经中的那位耶和华神，而是经过了人文主义的浪漫化想象的、另一尊“自由女神”。革命者心中的上帝，只是某种普遍真理的化身。在晚清革命的早期，只有这一化身才能为革命提供合法性和灵魂的范式转移。所以，革命的先行者们，需要一个能够为革命背书的上帝。这个上帝，一定要大过皇帝，不然他们就算是叛逆。

但在另一群基督徒，也是当时中国教会之主流的眼中，孙大炮们仍旧还是叛逆。基督教在晚清，不但为中国催生出了激进的革命派，同时也为中国养成了保守的维新派。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成为康梁一党的精神温床。维新派的信徒也认同并竭力追求自由、民主价值；但和革命党相反，他们是“属基督的中国人”，而非“属中国的基督徒”。因此他们的刊物用了比清廷更严厉、更有说服力的笔杆子，猛烈抨击孙文的街头暴动。

主持《万国公报》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梁启超曾作过他的秘书。他和孙有过两次会晤。一次在伦敦，孙被英政府释放后不久。第二次在 1900 年的横滨。两次都不欢而散，分道扬镳。主张维新立宪的李提摩太，仍然持守两条最基本的圣经教导，“不可杀人”和对基本政治秩序的顺服。他的报纸继续宣称孙文一党不但是清廷的叛逆，更是背叛上帝、自立为王的撒旦。

陈可辛的聪明，是在意识形态的边疆打擦边球。陈德森的精彩，是描写了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绿林、会党与游民，在陈少白对孙中山“救世主”般的烘托下，如何割舍了自家的性命和梦想。最后，孙在船上那一滴眼泪，令我在开着空调的影院中，竟一连打了两个寒战。

这一幕的讽刺意味，使我羞愧莫名。不久前，一位我所敬重的台湾传道人，在一个研讨会上，抨击这个拥有“基督徒总统”之传统的偏安政权。大意说，“有人问我，蒋介石也是基督徒，我无言以对。如果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个国家处处挂着他的画像，人人要向他鞠躬；为什么大搞一党专制，言禁党禁，白色恐怖，他身边却没有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去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是上帝恨恶的；若不悔改，是要被咒诅的”？

回到 1906 年的香港中环，电影中，车夫阿四拉着少年重光，走在赴死的路上。这一票人，只有重光是真的崇拜孙中山。他无限憧憬地说，阿四啊，你一闭上眼睛就是阿纯；我一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

为这句话，我买票、写字，认罪、悔改，忧伤、流泪。我除了祈祷，已别无力量。

2009-12-25 写于圣诞夜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

梁寿华，《革命先驱：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出版社 2007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