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菊和白玫瑰：纪录片《我们的娃娃》

我选了这两种鲜花，追思告别后，跟家人一起，和岳父的骨灰一道，撒在一段江面。

恰好是我和妻子初恋常去的那一段。筑坝之后，江面拓宽，原先我们坐在那里的草地，已不见了。吻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在那时写下诗句，
“吻你时我发现人类的无力/梦想上帝把你还原为我的肋骨/当初亚当和夏娃是如何离开的/那个晚上。我们像领取圣餐一样开始接吻/并在内心坚信，我们的子孙/终将回到赤身露体的园子”。

那样的年龄，怎能想到，生有时，死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岳父的骨灰，十几年后，也将从不远的水面漂走。人类筑坝的动机，也不过是想挽留更多的东西。在宽阔的水岸，我们像富足得不肯松手的人，却终将有限的身体，投入流动的江河。江河能去哪里？《传道书》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譬喻，人归了他永远的家；尘土仍归于尘土，就像江河仍归于江河。但灵魂，却归于赐灵魂的上帝。

所以，撒去骨灰，不是对生命归宿的一种确信，是对循环往复的一种文学性的处理手法。同一天，我收到廖弟兄娃儿降生的短信。早上醒来，端过儿子的脸，在晨光之下，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彷佛仅仅是属于这一天的。我以往未曾见过，我对小书亚说，送走了外公，你就长大了。

一周前，收到艾晓明制作完成的这部纪录片。关于地震中失去的娃娃，看过不少民间流传的影像。但这份记录，沉甸甸的，又将我带回512后的那半年，渐渐听见上帝对我传道的呼召。

教师，是一份在死亡面前无法自持的职业，就像儿子是一个在父亲死亡时无法自持的名分。13年前，我在大学任班主任的第一个学期，有个女生，班上的学生委员，怪不好意思的，提着一盒月饼来我宿舍。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人送月饼。多年之后，我遇见一个学生，告诉我，那个女孩因为恋爱，遭家里反对，就悬梁自杀了。

那个晚上，我哭了很久，因为忽然意识到，她之所以送我月饼，和她自杀一样，都是不情愿的。只是其中绝望的程度不同罢了。倘若我所言所行，都要影响人的灵魂，那么教师就像法官、祭司或君王，根本就不是人可以干的。谁能穿上那身衣服，谁能登上那个宝座，谁能站在那个讲台呢。

如果人有灵魂，我怎敢做人家的教师，我也不敢做人家的儿子。如果没有上帝，我就无法将那个女孩的死，和我作为她老师的身份在因果律上彻底撇清，也无法将我与我亲人的死做个了结。许多人都有自怨，说自己倘若如何，他（她）就不会死了。心理学在这一层面都是自欺欺人的。逻辑上说，只有两种情形，可以撇清你与他人死亡的干系。其一，世上万事都是一个绝对的偶然，因为秩序的缺乏，就取消了人的道德责任。其二，有一位上帝，在他绝对的旨意中成就万事，各按其时。

意思是，第一种情形下，你的悔恨全无用处；第二种情形下，你在悔恨之上能够选择信靠。两种之间呢，是我明明看见了某种因果，却无法相信更高的原因。这等于把我的作为，摆在了一个至高的、被问责的地位。我的良心，如何可以承受煎熬，卸下重负？

一个教师不相信上帝，他一开口，就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当做真理的代言人。一个政府不相信上帝，他一动粗，就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当作了权力的图腾。我看了这片子，忍不住将离世的岳父，和垮塌校舍下的娃娃做个对比。尽管亲疏有别，我的伤痛，仍难分轩轾。不过地震若非在四川，对台湾风灾的罹难者，我就淡漠得多。一周前为灾区的祷告会，我心口子痛，想起一年前的委身，惟愿大地的余震，永远在我灵魂深处不断绝。如今的安逸，彷佛8万人都白白死了。孩子们的死，若没有迟到的公义，怨恨的力量，就大过地震波，仍在灾区蔓延，直至人心深处。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最好的心理辅导，就是公共责任的追究，与真相之上的忏悔。不然，每天做三次深呼吸，躺在治疗床上倾诉一小时，于人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

上帝的恩典与怜悯，永远伴随着对人的追问，而非对遗忘与虚谎的宽待。还有差别，岳父经过一生，死于癌症，他的死是家事。娃娃们殁于天灾，又纠结于人祸，他们的死是天下事。

但奇怪的一点，尽管死于校舍垮塌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给了人们最大的道义感染力。独生子女在这个时代的价值观中，也有着极昂贵的地位。但一年来，这仍未能成为一个极具重要性与延伸空间的公共事件。就像毒奶粉事件那样，慢慢就从天下事退回了家事。

说到底，中国人的灵魂观是建立在惧怕之上的。鬼神也放在一起说。许多出租司机不愿到殡仪馆；尽管机会都一样，人们通常也是参加婚礼的多，参加葬礼的少。一个小妹妹说，这里好恐怖，害得小书亚把这新词汇念叨了几天。我在想，这种观念导致了一种私人情感与公共领域的错位。譬如从人情世故说，父母失去未成年儿女，哀伤程度通常都大于成年儿女失去父母。但儒家传统的“五服”，却不根据私人情感来论定，它非要把失去父母的哀伤拔高，把失去子女的哀伤降低。

这是在背后，把对灵魂之结局的畏惧，当作了治理的起点。王充在《论衡》中，倒很尖锐的指责孔子。他说孔子其实不真信死后有鬼。但祭祀礼仪的目的，是为了威胁臣子。假如不祭祖，说人死如灯灭，乱臣贼子就多起来了。人们公开流露的哀伤，区分为不同规格，这种风气于今仍盛。所以校舍垮塌事件的实质，是家长们的集体哀伤打破了这种潜规则，危害了和谐社会的政治秩序。王充说，所以“圣人惧开不孝之源”。向上的维度，装神弄鬼是必须的。向下的维度，就难免冰冷了。

我们的娃娃，在家长那里等于一切，在公共政治上等于零。如同孔子一样，掌权者并不真信人有灵魂。他们的手法和民间宗教的祭祀差不多。就像一个长辈特别嘱咐孩子们，送骨灰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望。

我们对吓得半死的小侄女说，爷爷以前是无神论，现在相信上帝，不相信鬼。你若知道人的灵魂要去哪里，你就不怕人家装神弄鬼。

2009-10-20，完稿后一分钟，凌晨0：44，

北川和平武交界处（北纬32度，东经104.5度）再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20千米，在成都写字台摇动，震感强烈。

苦难来得正是时候：《好雨时节》

清明又至。上坟、扫墓的，并不都是无神论者。道场法事，追思礼拜，人们向死而生，也是一个灵魂，各自表述。小时候，戴红领巾，扫烈士陵园。才知道少先队也有祭拜仪式。我悄悄问亲爱的伙伴，为什么团委书记也搞迷信？他是大队辅导员的身边红人。很得意地说，这是文件规定的。从此，我心头有了羞耻感，在烈士墓前，暗暗将袖子上中队长的两道杠，解下来放到兜里。

有个传道人，讲他上山下乡，怎么回了成都。毛泽东去世，乡里开追悼会。事后，问巨幅画像怎么处理？他就说，周总理都是火化，撒到海里。哥几个就怂着乡长，迈开行军步，把主席像烧了。第二天看报纸，他又去恐吓乡长，说这下完了，毛主席是不能烧的，要在水晶棺里躺一万年。几个人嚷着去告发。乡长吓得半死。没多久，他们几个就优先回城了。

这都是老成都的事。几十年来，一些人从过去剥离出来，活成另一群人。一些人还在记忆里斗争，一些人删除了记忆。就像有人是身体移民，精神还在档案里。有人是灵魂移民，身体还在现场。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一个真实的信仰者，本质上都是“外国宣教士”。因为信仰者的意思，就是在彼岸有花名册，在此岸是寄居者。

人的身份认知，也和信仰有关。在广州，我问一些买房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广州人？他们摇头，说打心眼里，没当自己是广州人。我说是，在成都住了18年，一直就不认为我是成都人。全国3亿城市居民，到底有多少人，愿把自己的命和一座城挂起钩来。到底有多少人，在一座城市信誓旦旦，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样看，钉子户是多么珍贵的财富。没有钉子户，就没有城市文明。因为我们是随时可以撤退的。随时可以换座城市，就像换座监狱。只有钉子户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一个社区真正的委身者，他们热爱和忠诚于政府发放的产权证。他们的品牌忠诚度，叫那些有任期的空降部队望尘莫及。

但财产或能立身，不能安命。尽管在司法上，不动产决定管辖权，是从民法到宪法，一以贯之的准则。许多导演到一座城市拍戏，也爱说，这是我来了就不想走的“第二故乡”。只是这种轻浮的言语，对钉子户们的伤害，更甚于拆迁。就像老夫老妻通奸，对每一对新婚夫妻的盟约，都是不要脸的拆台。

我是后来才明白，当初结婚，妈妈特别找了骆阿姨，给我们铺床单。因为她婚姻美满，一面贤惠、忍耐，一面还有欢喜。就像画家凡·高，一生反复引用的那句《圣经》经文，“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所以偷情的人，若不悔改，就不要出现在别人的婚礼上。掌权的人，若不委身给一座城市，就不要去拆这座城市的房子。

对我来说，是那一天，2008年5月12日。18年的成都户口，这之后，我才真当自己是成都人。我对我的神，重申了人生的“五个一工程”，就是一位上帝、一位妻子、一间教会、一个呼召，和一座城市。我在那个夜晚许愿，从此一生住在这座城市，服侍这座城市。

集锦片《成都，我爱你》，是陈果、崔健和韩国的许秦豪，为纪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杜撰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三个成都故事。崔健那段过于离谱，陈果拍1976年那段，很有四川的鬼气。许秦豪拍了一段倾城之恋。他单独拿出来发行，取名《好雨时节》。

大地震一周年的前两天，韩国人东河在杜甫草堂，遇见留学美国时暗恋过的女同学吴月（May）。这名字显然是受灾者群体的隐喻。他们若即若离的恋爱，开头像一场偷情。因为双方的婚姻状况，故意留白，不作交待。台词往来，也充满一种韩式爱情片的挑逗意味。直到机场宾馆，吴月在激情中忧伤，止住了两人的亲密。剧情这才层层扭转。原来吴月的丈夫死于地震，她在周年祭前夕，遇见曾经的恋人。行走在伤痛、怀念、迷乱与负罪感中。

大地震的场景很少。电影风格也过于小资化、广告化。但许秦豪的风格，是一贯注于孤零零的二人世界，在这部命题作文中却有突破。他说，如春雨一般，爱情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爱情在他作品中，第一次扮演了医治与安慰的功用。爱情在这里，即是个体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既是情感的，又是灵魂的。

像“自行车”是个细致的设计。大地震当日吴月骑着车。作为一种创伤转移，她的大脑删除了自己骑车的记忆和能力。东河找到和她以前一起骑车露营的照片，这是吴月第一次被医治，她赶到机场，开始对爱情有了期待。片末，东河从韩国寄回一辆折叠单车。吴月在同事帮助下，骑上车，在杜甫草堂的阳光下微笑。这是全片最动人的画面。我想，凡在那天以后，真知道自己是成都人和四川人的，会为这个画面落泪。

最后，东河站在草堂门口，等着吴月推车，迈过古老的门槛。就像两年了，数百万志愿者站在我们身边，一起迈过门槛。如果好雨知时节，那么地震呢？如果爱情来得正是时候，那么苦难呢。丧父、丧子，丧妻，每个人都要经历。如果一生参加别人婚礼的次数，多过参加别人葬礼的次数，我们的生命就过于委琐。因为不能分享死亡，分享生命就是假的。不能分享亲人的追思，分享他人的喜事就是装的。不能分享灵魂，分享身体就是脏的。

公车上写着，“因为有你，成都更美丽”。我认为，说这话应当沉重而庄严。是的，因为有埋在废墟的孩子，有自焚的阿姨；有天伦之乐，也有孤儿寡母；有妇产医院，也有殡馆墓地；有地震，也有春雨；有警察，也有教堂——
所以电影拍得一般，但我不看不行，不写也不行。感谢朋友阿信，终于完成了他的灾区志愿者访谈录。王兰和吕康银，都是地震中截肢瘫痪的伤员。有个姐妹，一年炖了52只鸡给他们。春节前他们接受了洗礼。还有仁增姊妹，我为她祷告，她流泪点头，却说不出话来。

他们就是吴月。没有韩国来的情人，但有天上来的彩虹。我知道他们对这世界仍有话可说，因为他们失去腿脚，却相信恩典。

2010-3-23写于复活节曁清明节前。

摇啊，摇回家

所谓家乡，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埋葬的地方。所谓社会，就是在国家之外，一个对死亡拥有共同记忆的族群。

死亡最可怕的，不是拿走身体，是拿走人在身体之上，所累积的一切意义。

那天，汶川大地震的下午，我和人们站在高楼下，单单仰望属于我的那一扇窗户。转头说，你看不动产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词，就像日光之下，你说有一个伟大的主义。就像大地悬在虚空，你却说，春暖花开，我要崛起。

人们成群结队地死去，不分贫富、男女、老幼、族群或贤愚。在没有选票之前，这是最直观的一种平等。甚至不是死亡本身，是死亡的普遍性吓坏了我们。就像贫穷的家庭女教师简·爱，向主人罗切斯特求爱，说，经过坟墓，我们将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

当我们在大地上埋头，积攒人生的不动产，大地日益成为我们赚取意义、建立王国的唯一场域。大地震却以一种尖锐而哀伤的方式，撕裂了我们掩耳盗铃的人生。当国旗终于为普通公民的性命折腰，国家开始低于灵魂，降落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死亡原来是普遍性的事实，不是按部就班的程序。死亡是每个活人的债。死亡说，到期债务不能清偿的人类，破产的宣告突如其来。

这些我都知道，这些我都忘了。但这一天，你想忘也忘不了。

在华盛顿，一个最震撼我的地点，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我恨不能把所有墓碑都拍下来。遍山的十字架，为无数躺下的灵魂，留作记念。我小时候从凤凰山坟场哭着逃走的经历，直到那次才彻底被医治了。特别是一个断臂天使扶着墓碑，垂首、静默；几乎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建筑。我们常愿死者安息，也愿自己将来安息。但如何是安息呢。200年前，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民族，在他们中间，没有安息日”。

在阿灵顿，一个国家展览着它两百多年的死亡之旅，凡活过的人都死了。但我也看见一个灵魂的国度，在游人面前一字排开；好像阿里巴巴面对一个神秘宝藏，口诀不再是“芝麻开门”。 这样的历史在大地上展开，却不是为着大地，是为着天上的不动产。

大地若永不动摇，每个人也注定一死；就像青蛙死于慢火。大地摇动之后，我们从哀歌发声，一直唱到赞美诗。直到苦难成为化妆的祝福。昨天，大地的上空，第一次有汽笛为公民的灵魂一起鸣起。当数千座城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单单为着生命本身，在行进中顿住身形，全体默哀时，我们才配称之为一个社会。

30年前，站起来的诗人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接着人们含辛茹苦，找回了一个国家。30年后，跪下去的罪人要说，上帝啊，我的命丢了。我们信心全无。

结果，被死亡拿走的意义，会被一位好心人送回来吗。

地震当晚，约23点，几个基督徒家庭在公园躺卧的人群中聚齐了。我们开始祷告、唱诗，说上帝啊，在这个摇动的时刻，我们的赞美不摇动。求你使用我们的敬拜，成为对这个地方的祝福；将灵魂的安息与稳妥，带给周围饱受惊吓的人群吧。

我们就唱，“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

所谓天家，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睡着等候的地方。

古希腊诗人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若有一人死亡，全世界都是幸存者。若每一秒宇宙持续，都是不合逻辑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是蒙恩的人，欠了全世界的债；但惟独不欠死亡的债——因有十字架上的救主已替我还了。他若不替，也没有人自己还得了。

之前，我对籍贯和身份总有一些认同的焦虑，我先是四川人？成都人？还是三台人？绵阳人？或是中国人？亚洲人？谁料这一场地震，竟把我从小到大的家乡全都覆盖了，当我为地上撕开的伤口哀恸，大地的意义反倒落实下来。就像使徒多马，伸手摸到复活基督肋旁的伤口，就认信说，“我的主，我的神啊”。

我的身份证，从此要这样写：天父的孩子，死者的亲人，需要帮助者的邻人，以及，幸存者中一位蒙恩的罪人。我本是冷漠的人，妄想大地稳如泰山，就把起初的爱心轻易丢失了。

但过了这宿，叫我心里有交账的负担，灵里有神圣的安息吧。从此这样存活、见证，直到安抵天家。

                                                                     2008-5-19，夜宿成都文化公园。

2017-04-22 08:00

——摘自“王怡的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