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64岁的昂山素姬，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最近一年的软禁中，首次获准公开露面。在仰光一家酒店外，一个记者高声喊道，“素姨，请笑一个”。她转身问，“我的微笑还好看吗”。——旧文重发，纪念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香港有1300间基督教会，大概只有林国璋牧师的善乐堂，会请导演来，放这部独立电影。“封咪”的主角、泛民议员黄毓民，和记者程翔，都在这间小教会。2003年，香港SARS肆虐，人人嘴上有口罩，心头有帕子。黄毓民在一片末日景象中信主，决志戒烟戒赌，令市民大跌眼镜。程翔则在狱中1000天，于窄门中读圣经，于不自由中得自由。
他们都是走窄路的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潘晓以来，曾是父亲和我两代人不止息的长叹。我有幸在这间教会布道，主题是“行动的先知”。没料想和下午的放映会，也十分贴切。多年前，看过崔允信导演的《忧忧愁愁地走了》，很喜欢。这次看完了，我的第一句话，也是说，我很喜欢。
片子有政治惊悚片的调度，人文主义的触角，及宗教的超拔信念。很像去年伊斯特伍德的《调包婴儿》。主角都是先知式的牧师，都在电台主持节目。一是1928年的洛杉矶，一是2008年的香港。他们在社会上如旷野呼声；在教会中，也惶惶如丧家之犬。布里格拉伯牧师说，我一生的使命，就是在这座城市揭露罪恶、宣扬福音。马牧师最后一场布道，说没有行动的爱，是虚假的爱。不“行公义”，就不能“好怜悯”。
最近我有个举动，是骑着电动车，在绿灯的人行道上，挡住不愿停下来的车辆。避让行人，是现代交通的帝王法则。不过在成都，平均10人就有一辆私家车，却几乎没有一个司机，愿意在人行道前主动停下。其实“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取决于你对宽窄的定义。路是越修越宽，车是越来越多，但汽车的机械性，竟已慢慢取代了人性。在我眼里，成都的每一条街道，路都越走越窄了。人从车前走过，竟连一条狗都不如。因为人们会“下意识”的让狗，却“有意识”的不让人。
我就定意在每条路上，都抢先过去，挡住它们。对骂骂咧咧的车主来说，是行公义；对身后的行人和自行车主来说，是好怜悯。
导演对香港教会的中产化，及分离与混杂的宗教立场，有很到位的临摹。黄毓民出演他自己；基督徒艺员廖启智饰演马牧师。马牧师的原型是朱耀明牧师。朱牧师在布道牧养中，极少论及时政。但每年七一游行，大概唯有他和林国璋牧师，是走在队伍前列的几位传道人之一。
片中，黄毓民和马牧师主持一个“狭路相逢”的谈话节目，针砭时政。影片重现了“封咪事件”的经过，黄马二人受到恐吓，被泼油泼粪。回到教会，执事们也向牧师施压，说你不顾自己安危，也要顾教友利益，我们很多人是做生意的，人家听说我们教会敏感，听你在电台批评大财团，令我们在商界很难做。
崔允信强调，这不是一部所谓“福音电影”。是站在教会外的独立作品。影片有三条主线，除马牧师，还有一个欠债被开除的警察，一个想上位的女记者。三个人在各自圈内，都走得很辛苦。其实在清教徒时代，牧师之于社会的角色，包涵了今日许多政府和媒体的功能。如我们的“思想教育”和“新闻宣传”，都是最近一百年被政府抢过去的饭碗。换言之，在一个多元化时代，警察、记者，和牧师，以及专栏作家、电台主持人，独立导演和心理医生，及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类比的意义上，共同担当了祭司和先知的社会性功能。
影片对今日香港的世界观场景，有一种刻画的野心。香港与内地、媒体与市场，教会与社会、灵魂与肉体。导演说，为什么路越走越窄，因为社会被割裂了。从政治到信仰，每个领域内都存在着一种两元区格。不但是一座城市，连每个人的灵魂，都被一国两制了。在政治，是一个国家，各自表述；在宗教，是一个耶稣，各自表述；在经济，是一个市场，各自表述；在传媒，是一个真相，各自表述。
导演既质疑一个将灵魂放逐的属肉体的社会；也质疑一个将社会放逐的“属灵的教会”。影片的气质有两个转向。在前面，他用许多笔墨，刻画一个警察和一个大陆妓女，在肉体上频频结合、在灵魂中层层设防的关系。个人灵魂中的分裂，为后面社会性的批判，铺垫了一种人文主义情怀。中间，因着地产集团的谋杀案，使三个主角走到一起，开始呈现惊悚片的好莱坞气息。末尾，马牧师的布道和见证，成为承载导演价值理想的代言人，以温暖的气氛，触及福音性的主题。
意外的是，反倒有牧师发言，批评结尾太乐观，牧师形象还是浪漫化了。崔允信回应说，他不是在宗教立场上去拍一个牧师。是在一个世俗化社会，来凸显牧师这一职分中的非世俗化气氛。“因为对今天的香港来说，一个年轻人谈理想，甚至听起来都很肉麻”。好在香港社会中，还有一种特别的动物，叫做牧师。导演认为，几乎只有藉着“牧师”这一身份，来彰显一种为弱者发声的公义理想，可以有助于克服一种世俗氛围中的无力感。
崔先生特别提到，片中地产商请记者编辑吃海鲜，问到七一游行。他说自己经历过类似画面。有商人官员和一群电影界人士吃饭，突然问到，明天七一游行，你们不会有人去吧。崔导说，其实在场几乎所有艺员，都是要去的。但在那种氛围下，你觉得难以说出口。你似乎被一种气场辖制了，若非有权有势，说话的声音就很难理直气壮。
对导演来说，“马牧师”与其说是对朱耀明牧师的致敬，不若说是他对“牧师”这一职分的期待与借用。在一个世俗化时代，一位牧师，就像一位独立导演，他若不能帮助我们在一种被辖制的氛围中愿意说话、能够说话，而且说得坦然，做得光明；那牧师也不过是360行中的寻常一种罢了。
天台上，三个主角第一次汇合，记者问，你为什么要做牧师？牧师反问，你为什么要做记者，为什么要做警察？对动机的察问，往往能带出真正的回答。不然人生、社会，国家，梦越做越大，路越走越窄。何时歧路当停，恸哭而返？
几天前，64岁的昂山素姬，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最近一年的软禁中，首次获准公开露面。在仰光一家酒店外，一个记者高声喊道，“素姨，请笑一个”。她转身问，“我的微笑还好看吗”。
窄路相逢的人，怎会不好看呢。这句令我怦然心动的话，记在这里。因为今天，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纪念日。
基督教善乐堂主办的《三条窄路》电影欣赏及讨论会，已于十一月八日举行，会上除了放映反思基督教核心价值、追寻社会公义的独立电影《三条窄路》外，更邀请该片导演崔允信、主角廖启智、价值教育工作者翁伟微导演、资深社关参与者缪炽宏及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传道人王怡一同讨论，活动有约二十人出席。
廖启智在放映前分享个人参与这部电影的得与失：虽然收入并不太多，但仍支持这类有心且多表现机会的独立制作。他指片中描述有些人自己走上窄路，有些人则被迫走上窄路，当中反映了人本身的价值观，从正面来说人生会因此多姿多彩，但负面来说就走上了一条冤枉路。
在放映后的座谈会中，缪炽宏指出电影展现了人的道德抉择、教会与社会的张力、传媒生态等，他认为《三条窄路》别具反思性，但也反映出导演崔允信比较浪漫化的主观愿望，脱离了现实。
王怡为国内家庭教会传道人，也是一名影评人，曾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评论，并出版了两本电影评论集。他点出《三条窄路》的马牧师和奇连依士活（Clint Eastwood）作品《换命谎言》（Changeling）的Gustav Briegleb牧师，一样是少数派，是先知性的牧师，而非即时性的牧师。他认为教会不单是为了使人生活更好或灵魂得救，也应有社会的行动。他又认为，电影中三个主角马牧师、记者Eva和退役警察6277都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人物。
导演崔允信分享了许多关于独立电影制作的经验和难处、社会的不公义现象、《三条窄路》的角色设置和背景、影片推出后的反响等等，而面对电影中浪漫化倾向的批评，他点出了影片结尾其实还有一点不确定性，人们也不需过于悲观，对片中的牧师和小人物也要有一些肯定。翁伟微则认为信徒要有信仰，也要支持有内涵的独立制作。基督教善乐堂的林国璋牧师在个人分享总结中则点出某些教会群体凉薄的一面，但从他个人生命的经验中也有浪漫的一面。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09.11.10）
2017-07-11 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