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弥迦书7:7-9：

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他为我辨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前情提要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教会在整体上自立，并形成了基要派教会和自由派教会的两个阵营。虽然界限还有些模糊，中间状态的教会也不少，但脉络清晰，人物鲜明。

基要派的首发阵容：本土的奋兴运动有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等代表人物；西方宗派中的代表，是美北长老会的山东区会、江北区会及他们所办的华北神学院，代表人物是白秀生和赫士；差会中的代表是内地会。

自由派的首发阵容：基督教青年会（包括女青年会），代表人物吴耀宗、刘良模等，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代表人物陈静怡、吴贻芳、陈文渊等（后两位都成为三自会的头目）。另外，西方宗派中相当赤化的是圣公会。

基督教应急会议

当时整个教会中，西方宗派比中国本土教会更能看清当时的局面。宣教士有国际视野，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苏联干了什么，也有圣而公之教会的主体认同。但中国教会普遍陷入在民族主义情绪中，自立运动和大复兴，虽然立场迥异，但都不同程度增添了中国教会的国族认同、而不是与西方教会认同的独立意识。信徒和领袖们首先看教会是“中国的”教会，而不是“圣而公”的教会。这样可想而知，他们看共产党也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

因此，宣教士和西方差会普遍认为共产党进城后，教会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甚至难以坚持下去。所以，1948-1949年，差会主导的基督教界举行了好几次应急会议，在四川、安徽黄山等地。独立教会普遍比较乐观，包括基要派阵营，并不认为局势会严重到教会难以生存。对宣教士们来说，中国正在遭遇的，是一场宇宙性的上帝与撒旦的属灵大战，他们的担忧是“教会正在失去中国”。但对已经自立的中国教会来说，中国正在经历的不过是一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内战”，无论谁赢，都是中国人赢。所谓“教会正在失去中国”，不过是西方宣教士的夸大其词和西方本位的惊呼而已。

有意思的是，在新教入华史上的重大变迁时刻，通常是长老会的宣教士，他们的洞见和视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马礼逊是长老会的，第一个提出“三自”原则的倪维思是长老会的，第一个创办大学、并担任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主任的狄考文是长老会的，第一个脱离自由派神学院、创办华北神学院并预言教会学校将沦为“共产主义宣传桥梁”的赫士，也是长老会的。

同样，在1949年前夕，第一个提出建立“家庭教会”作为应急方案的，也是长老会的牧师，即当时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毕范宇（中共特务李储文在他手下，即将通过控诉他而篡夺主导地位）。

当时的教会重心在城市，而非乡村。虽然很多宣教士去西南边疆的偏远乡村，但教会的主体仍然集中在大城市。大部分信徒、机构和力量都分散在东南沿海一圈。因此，毕范宇牧师提出共产党进城后的两个应急策略。第一，教会必须将重心从城市转向乡村，建立农村教会；第二，教会必须预备采用“家庭聚会”的方式，在未来的严酷局势下，像初代教会一样星罗棋布地分散存在。两个关键词，一是乡村，二是家庭。这是一位卓有远见，像赫士一样的先知型牧师。当时没有任何本土布道家，包括王明道和倪柝声等人有类似的眼光和筹划。不识共党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后整整半个世纪，中国教会的历史轨迹，恰如毕范宇牧师所预言的一样。

本土教会，当然也知道共产党是唯物主义，是无神论。但共产党在1945-1948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宣传，还是蛮成功的。大家都觉得，国民党腐败又专制，而共产党要搞民主，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一党独裁。多年前有位四川作家笑蜀，他参加过秋雨之福团契的第一次聚会，笑蜀编了一本《历史的先声》，搜集了新华日报1946-1948年的社论和文章，讽刺的是，假如今天你在网上发表这些文章，而不注明是当年共产党自己写的，那你很可能因此被喝茶和被拘留。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和反对一党专制的，而且热情洋溢地赞扬美国，顺带也表扬了基督教，其中好几篇都由毛泽东本人执笔。所以，当时的中国教会错误地认为，“中国”是一个比“教会”更为首要的特质，他们对共产党的来到，虽有惧怕，有担忧，但却没有那么惧怕。不惧怕不是因为全然仰望了基督，而是或多或少受到进步主义影响，对掌权者不死心，对无神论的邪恶估计不足。

1950年初，王明道去天津一个教会讲道，他在公园门口看见一个横幅，写着标语说“坚决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他想，共产党至少还是说话算数的，还是要保护基本的宗教自由。虽然我们知道传福音可能会变得比较难，因为他们是无神论，但教会的存在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当时的基要派几乎都是这样想的。

还有一点，1949年前的基要派，包括整个教会自立运动，背后都有一个很强的社会思潮，就是和进步主义连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情怀。中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这些诉求席卷了整个中国。所以，本土教会的心里，早已不自认其为洋教。他们天真地认为，自立已使他们成为了“中国的”教会，教会已经跟差会和西方宗派没有关系了。所以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可能会被同胞当成里通外国的敌人。他们更不会当自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早就起来跟帝国主义作战了。大复兴带来的属灵权柄转移，也在另一个角度催生了民族主义立场，使教会错误地以为，他们比整个中国社会更早地摘掉了“西方”的帽子。

三自运动

所以，三自运动一爆发，王明道就在他创办的《灵食季刊》上，立刻发出反对的声音。他的反对有两个立场，主要是信仰立场，即反对三自运动意图带来的“基要派”与“不信派”的大联合。而这个联合是政治力量撮合的，也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就是限制和消灭基督教。1950年，周恩来三次接见吴耀宗等人，最后摊牌，提出教会可以被允许在新中国存在的三个条件:
一是对外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
二是对内清查队伍，揪出“反革命和坏分子”；
三是不能再上街去传福音，发单张，信仰活动只能被限定在经批准的宗教场所。

事实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教会（无论是三自还是家庭），都自觉地（自我审查地)遵守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三条。基督教在公共社会领域彻底消失，一直到今天。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教会在1949年后，整体上已经被世俗国家体制化。只不过分为被动的体制化和主动的体制化。仅仅在最近十年，才在中心城市中重新出现了一批反体制化（公开化）的家庭教会。半个世纪以来，环境无论是严酷还是宽松，包括绝大多数家庭教会在内，中国的教会都下意识地认为，“生存”是一间教会的最高目标。而“惧怕”也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最基本的生命经验。

王明道对三自运动的第二个反对理由，其实是“自立运动”及背后的民族主义独立意识的一个延续。他说其实我们早就“三自”了。在三自运动早期，有一个运动扩大的分界线，就是韩战爆发，因为韩战一爆发，中美就成了交战国。那时，全社会都被铺天盖地的反美口号笼罩了。两国交战之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所有财产。而中国还有很多宗派和教会是依赖差会跟基金会的财政支持的。所以中美一打仗，凡与美国有关的钱都被冻结了，这时，政务院（当时的国务院）就召集了一次“领美国津贴的教会和机构”的大会，要清算跟解除一切跟美国的关系，所有的人、财、物，要把这些关系砍断。可以说，这是三自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会议，也是与会干部级别最高的一次。陆定一主持会议，习的父亲习仲勋发表讲话。甚至连基要派领袖也大多参加了这次会议，包括倪柝声和敬奠瀛（山东耶稣家庭的创始人）。而耶稣家庭和聚会所，是当时最大的两个本土教会系统。

本土教会系统

王明道虽然有很大的属灵影响力，但他的“基督徒会堂”是独立堂会主义，大概在49年前扩建了一个院子，新修了礼拜堂。1949年基督徒会堂迎来了一次复兴，整个院子前前后后坐满，大概500到700人聚会。但基督徒会堂只此一间，与任何其他教会都没有属灵权柄上的关系。而倪柝声的聚会所，遍布全国，号称10万会众。敬奠瀛的耶稣家庭，主要在山东。虽不是全国性的，但耶稣家庭有点像人民公社，仿照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之后，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不同的是基督家庭还是一个生产和创业的共同体。十几家人组成一个基督“小家”，许多小家组成一个“大家”，家有家长，这有点类似以色列复国之后搞的犹太公社。信徒自愿奉献，放弃私产，形成凡物公用，而且效率很高，经济上很成功。所以在当地乡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130多个耶稣家庭，分散在北方几省。

之前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乡绅是乡土中国的精英阶层，教会出现后，宣教士和牧师，变成了乡土中国的“洋乡绅”。宗教开始影响到社会结构，又影响到文化秩序，“民教冲突”就爆发了。譬如1860年的《北京条约》解除了禁教，之后的第一个教案是发生在贵州的“青岩教案”，时间就在端午节，旧节、旧教、旧乡绅，民众敲锣打鼓，经过一座与这一切格格不入的天主教堂，骚乱就爆发了。

共产党在1949年后，开始在乡村消灭乡绅阶层，之后就以村支书替代了旧乡绅，实际上是以流氓无产者替代了传统的耕读之家。党棍们都不是传统乡村社会中有文化的人，也不是传统宗法社会中被大家敬重的人，五老七贤都杀光了，出来掌权的都是地皮流氓，他们冒升为乡村的新统治者。

但是，耶稣家庭在山东等地，已打破旧的乡绅秩序，形成了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就是“家”，从经济上就是公社。他们的“家长”，同时是宗教领袖和乡村领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耶稣家庭是最在地的宗派，扎根在最传统的中国乡村秩序中，成为了一个小范围内的新秩序。而且看起来也是“最社会主义”的。你不是想搞公有制吗，人家耶稣家庭已经搞了三十年。

所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耶稣家庭”比其他任何教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都更大，也更为共产党所忌惮。1950年，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读燕大，在宗教学院里，当时好多牧师的儿女都在那里，如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杨绍唐的儿子杨安溪，都是同学。吴宗素说，有一天大学举办讲座，很热闹，来了一群打扮得像农民的人，领头的就是敬奠瀛，到燕大做报告，讲他们的耶稣家庭。整个燕大都沸腾了，同学们挤得水泄不通，看到在中国的乡村有“基督徒公社”，这么社会主义，这么革命，同时又这么基督教，大家就兴奋得不得了。但到了1952年，政府第一个彻底消灭的就是耶稣家庭。为什么呢？因为不把你打掉，就没办法让党支部进来啊。你先一步把我的位置占了，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乡村结构。因此，虽然耶稣家庭在三自运动中是最积极参与的宗派，全国第一批在《三自宣言》上签名的教会领袖共1500多人，以耶稣家庭为首，他们就占了300多人。因为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最社会主义”的。然而他们也是被迫害最早、最严重的群体，全军覆没，彻底打散。当时还没有设国家宗教局，是政务院的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亲自带队，一个工作组进驻耶稣家庭，控诉反革命和大恶霸，最后敬奠瀛坐牢，反革命罪，四年后死在监狱，整个耶稣家庭系统就被摧毁了。

倪柝声也建立了教会系统。共产党首要打击的就是有组织的教会系统，因为它要改造整个社会结构。倪柝声的神学是反宗派的，他认为一切宗派都错了。这话也有一部分对，因为20世纪上半叶，普世教会都在整体上受到自由派影响，走窄路、持守古旧福音的教会，的确已变成了“一小群”。所以聚会所也被称为“小群”教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被分别出来的，要恢复已经失落的真福音。于是他们反对一切宗派，说我们不要宗派，甚至不称自己为教会，更没有名字，大家就叫他们小群。后来在上海哈同路聚会，因为要登记地址名称，就称为聚会所。他也强调一地一会，不分宗派，所以也称他们为“地方教会”。其实他们并不看自己是“教会”，而是一群真信耶稣的人在一起聚会、掰饼。然而，宗派从来都是反宗派的产物，在1940年代，聚会所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教导最系统和组织程度最高的本土宗派。

所以，共产党在1951年就抓了倪柝声。聚会所在信仰上是非常基要派的，强调内在的信仰生活，内在的灵修和与主的关系。基本上是反体制、反神学的，非常强调与社会的分离。他们受到英国弟兄会，以及教会史上的奥秘派的影响，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属灵，不会跟你们谈电影、小说这些世俗的东西，更不会和你谈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魂”的内容。他们的人观被称为“三元人观”，就是把“灵魂”泾渭分明地分为“灵”和“魂”。所以有人说，王明道是“儒家基督徒”，倪柝声是“道家基督徒”。把“灵”抽空了道德内涵后，就容易出异端。我之前遇到一个异端，有个弟兄接待他，说这个弟兄太属灵了，跟他呆了两天，没听他说过一句“人话”，每句话都引用圣经，有点不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佩服得不得了。一方面这是美好的传统，但他们又有点过了，不关心社会和文化，实际上最终连解经都会出问题。

并且，基要派教会在1950年，有一个现象，就是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到了某个时候，会忽然在政治上变得很幼稚。1950年的教会，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因为你根本没有辨别能力，结果大部分教会很轻易就被裹挟到政治运动中去了。在1949年，聚会所在上海举行了一个祷告会，要以祷告拦阻解放军过江。并穿着白衣，在街头传福音，宣告天国近了，末日到了，你们再不悔改就没机会了。这样到51年他们就成了反革命。不但是教会与政治的关系，聚会所在教会与经济的关系上也显得幼稚。倪柝声去东北，因为在那里有工厂，他以为一边办工厂，一边用盈利来供养传道人，结果在列车上被抓，一直关押到56年才判刑。其间从中国教会消失了5年。不知道关在哪里，也不跟家属说。直到王明道的反革命集团案出来，倪柝声的反革命集团案随后出来，对聚会所是巨大打击。

倪柝声也是加入了三自的，一开始他反对，后来态度又变了，可能压力太大，也可能他并没有对政治的清楚立场。后来他说：国家是一个盘子，教会像一个杯子，杯子要放在盘子上，所以可以加入三自运动。倪柝声最喜欢用比喻，有时候横竖都能解释。于是整个聚会所都加入了三自。但共产党还是不放过他，因为怀璧其罪，你的教会系统太大了。结果他被捕后，尤其是反革命案出来后，很多地方的聚会所便纷纷退出了三自。同时，政府抓住了倪柝声的一些道德犯罪的把柄，可能是真实的，教会没有处理，结果成为撒旦攻破教会的武器。也可能其中有诬陷、逼供。据杨绍唐的儿子杨安溪在口述史中说，当年很多主的仆人被击打，包括倪柝声在内，都的确有道德的犯罪，成为魔鬼攻击和上帝管教的破口。

这样，各地的聚会所态度不一，有三自的聚会所，也有离开三自成为家庭教会的。实际上，几十年来，两边都有聚会所。

护教士——因信说话

王明道和这两位领袖不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政务院会议，倪柝声和敬奠瀛都参加了，只有王明道坚决不去。政府特别派了青年会代表、几个老传道人，苦口婆心请了他三次。他还是不去，说我跟帝国主义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换成今天的话），我早就“三自”了，从来没有领过美国教会一份钱津贴或一分钱奉献，我几十年都是自立、自传、自治的。他的确可以讲这个话，因为他连浸礼都是自己跳下河去自己洗的，所以他说，我不需要参加这个会，也没资格参加这个会。就他一人不参加，共产党就对他恨之入骨，就像哈曼恨末底改，就他一人不在朝门下跪一样。不过，一方面是因为王明道最缺乏教会系统，对付他不像对付敬奠瀛和倪柝声那么急迫；第二，他又最有个人影响力，所以还是想法设法争取他，共产党在这方面还是很有耐心的。

直到1955年，周恩来仍放话说，三自为王明道先生留着一个位置，只要他愿意，就是全国副主席。中国跟美国打了一仗后，很希望在国际上、外交上有突破，因为承认它的国家当时不多。政府想邀请联合国秘书长访华，当时的秘书长提了一系列访华条件（最后没有成行），其中一个是到中国后想见王明道。所以政府还是希望把王明道留着，作工作，也当一张牌。可王明道嘴硬，政府工作人员去了他也不见，最后发现留着这个人没用。到了当年6月，王明道一连发表三篇重要文章，有点像1520年，路德一连发表《论基督徒的自由》《教会被掳巴比伦》等三篇檄文，很多人认为，那才是宗教改革的真正开始。王明道在那年写下《真理呢？毒素呢？》，说圣经里面到底是真理呢，还是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呢？他说，圣经里没有一个字是帝国主义的毒素，“都是上帝纯全的真理”，这是一个基要派信仰的坚决表达。他又写了最著名的护教文《我们是为了信仰》，说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自，不是因为我们反革命，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共产党。不加入三自单单是为了信仰。因为那些加入三自的人，我们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他们是不信派。你看他一句话不骂共产党，只骂那些不跟耶稣走、却跟着共产党走的人。一方面跟他的基要派信仰有关，他并不是在政教关系上讲，我不能加入三自是因为政权不能凌驾在教会之上，他始终没有说这样的话。

这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基要派不会说，党不能管理教会，毛泽东不能作教会的头。这样做是违背圣经的，要遭上帝的审判。他们只是说，那些人（三自）是不信的，是犹大，是跟随凯撒的。但我们只是为了信仰，“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不能参加。这样，1951年北京政府就退而求其次，给了他们一个顺理成章的出路，不加入三自算了，给你们在三自之外，一个临时的聚会点登记如何？你们另成一派，但还是要归政府管。北京政府同意他们不参加三自，但要求他们自行组织政治学习。然后王明道和袁相忱、王镇等11位独立教派领袖商议后，答复政府说，我们可以作为公民，私人参加政府要求的政治学习，但教会跟政治无关，我们仍然不能参加。

这个立场，就与教内的信与不信无关了，教会必然要碰上政教关系，最终你必须说出来：对不起，教会跟政治无关，我不参加。政府不能干预信仰，凡政府组织或要求教会举行政治活动，我绝不能参加，不然我就卖主了。他们的态度是谦卑柔顺的，因为他们说作为公民，私下可以参加。因为你是掌权者，你有枪，逼着我去，我也不能不去。王明道的意思是，作为公民，我没有殊死抵抗的责任；但作为传道人，我有责任殊死抵抗。

于是，在他发表《我们为了信仰》之后，政府下了抓捕的决心。在8月7日，主日，他讲道《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在家，会堂和他家是一个院子。不知睡了还是没睡，突然他起身，后边有声音说“不许动”，一个公安拿着手枪，抵住他的腰，问他钥匙在哪里。他才反应过来，他们不是从门进来，而是翻墙进来的，所以问他钥匙在哪里？十几个公安风高月黑，越墙进来，开了大门后，再让其他人进来。就那一刻，王明道回忆说，他被吓坏了。你从来没有被人半夜拿枪抵过你的腰，你不知道人的软弱是巨大的，他说自己从那一刻起，心志其实就已崩溃了。被抓进去没多久，还没有经历毒打、刑讯，他就承认了所有加诸于他的罪名。从1950年到1955年，他所反对的一切，他全都承认了，他所坚持的一切，他全都放弃了。王明道在里面写了自白书、认罪书，答应加入三自。政府就把他放出来了，然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他的认罪书，就跟今天的电视认罪一样。

这是王明道第一次入狱，进去就跌倒了，他后来承认，自己里边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因为他一直在抗争，也有过跟日本人抗争的经验。日据时期，北平被占领。他在日本人手下活了八年。

日本人也搞三自教会，叫做华北基督教团。这是由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组织的，还请了日本教会的代表团过来。日本人说，教会应该彼此相爱，日本教会来了，中国教会不应该迎接吗，不该互相团契，客要一味款待吗？所以他们就组织了华北基督教团，归特务部门管。王明道拒不参加，日本大佐登门几次，先礼后兵，最后把他请到宪兵队里关起来了，在宪兵队里，对他也很客气，说话都是“王先生，你坐”。但他打死都不松口，宪兵队拿他没办法，觉得这个人也没什么政治上的利用价值，就是个“耶稣迷”，杀了他对我们有害无益，就把他放了。这样，王明道赢得很大声誉，就是在日军面前持守了信仰，变成了教会界的“民族英雄”。

所以，他说自己里边有一种属灵骄傲，日本人我都不怕，还怕共产党？共产党好歹是中国人，中国人对中国人，难道比日本人对中国人更凶吗？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后来发现，其实中国人对中国人更凶，他一下就跌倒了。监狱分一号房、二号房，三号房等。他被关在二号房，两个狱友问他犯什么罪，说关二号房一定是罪大恶极，一般都要枪毙。其实那两个人是政府放进去的线人，他们故意在旁边议论说：“现在政府发明了一种新子弹，这个子弹钻到脑袋里，一直钻，几个小时都死不了。”王明道说，他偷听到这个就信了，非常害怕。心想一枪打死也罢了，还一枪打几个小时都不死，越想越害怕。罪人都是软弱的，王明道也如此，我们都很尊敬的被主大大使用的忠仆，他在刀剑面前，也一度软弱到这样一个愚蠢的地步。所以，他出来后就停止了所有服事，但也没有加入三自。他知道自己跌倒了，就闭门思过，向主悔改。有首诗歌叫《一切全献上》，他在监狱里想到这首歌，就改写了歌词，叫“一切全完了”。你看他崩溃到这个地步。我们的信心，高也从未高到王明道的地步，但低也从未低到王明道的地步。所以我们是浅尝辄止的基督徒，而他是被福音大大充满和使用的一个“伟大的罪人”。

你在家里没有说，“一切全完了”，但他在狱中会唱“一切全完了”。这显明神确实是从粪堆中提拔人的神，也显出中国教会的道路，是唯独恩典的道路。不是因为教会有几个很了不起的人，道德灵命杰出的人，所以才复兴了。王明道跌倒后，用了很长时间恢复。实际上从那之后，王明道半个世纪以来就很少公开讲道，包括在80年代放出来，在上海家里有小范围聚会，但也不再建立教会，不再有公开讲道服侍。有人说，20世纪的基督教会，全世界有两位伟大的布道家，一是葛培理，他是两千年教会历史上向最多人布道的牧师。司布真在伦敦的“会幕教堂”，没有麦克风，最大限度就是坐两千人听道。但借助麦克风和现代音响，葛培理的布道会常有10万人、20万人参加。有人统计，他总共向超过两亿人讲过道。而另一位伟大的布道家就是王明道，他在半个世纪中几乎不再讲道，他被上帝使用的主要方式就是坐牢。所以，你能了解这同样是对教会的伟大服事吗？连你的软弱和跌倒，同样可能成为上帝使用你侍奉他的方式。王明道虽然从此不再公开布道，但他的《灵食季刊》（从27岁一直写到55岁），对中国教会的喂养仍然是不间断的。

昨天有人发一张照片，是戴德生夫妇合葬的墓地，墓碑下边写了一句话，“他们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王明道也是如此，半个世纪来，藉着他的信心仍旧说话。一生悔改，一生信靠，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在1950年代，既有大规模的卖主叛教，也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如刚被主接走的边云波老弟兄。他在1940年代成都和重庆的大学校园复兴运动中信主，随即献身传道。49年后他就坐牢了，进去前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一直到70年代末他出狱，后来去了美国。才发现这首诗被印成无数单张、小册子，在海外华人教会已传唱了三十多年。他才知道自己坐牢之前写的这首诗，鼓励了教会那么多年，喂养了那么多上帝的百姓。

上次提过，赵中辉牧师是在王明道的布道会上受洗的。赵牧师在1984年进大陆，去上海拜访王明道。1988年，三自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请来葛培理牧师来中国三自访问了一次，结果三自借着这件事，在国内外大肆宣传，说中国有宗教自由。其实葛培理是被利用了。但葛培理也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去拜访王明道，政府还是答应了，毕竟要请人家来统战。所以有张照片，是1988年在上海王明道的寓所，葛培理跟他夫妇的合影。这是20世纪的两大布道家的唯一一次见面。而赵中辉在1984年与王明道重逢，给他做了很重要的口述史的记录。在这份口述史中，王明道谈到自己的第二次入狱。

第一次出狱后，他向主悔改，慢慢恢复信心和力量。之后，他就主动去派出所说，我之前写的悔改书要收回来，因为我错了，犯罪了，我说了谎。当时我说自己有罪，其实这是谎言。那之后，政府就决定，把他们夫妇一起抓起来了。这次他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到1980年。他在狱中没有圣经。但他背得很多圣经。《弥迦书》7:7-9，就是他在监狱中大得上帝安慰的一处经文。他在访谈中告诉赵中辉牧师，在监狱中，主给他最重要的经文就是这一段。

他记忆力很好，还背得很多四书五经。所以在80年代，他为自己的案子，写了很多封《致江华院长书》，里面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江华是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那时王明道视力不好，快要瞎了，很难查考书籍了。他在这些信中阐释，他为什么坐牢，为什么他的案件是错的。因为当时放他也很有意思，改革开放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1979年邓小平访美，当时叫邓副总理。美国总统叫卡特，是个对信仰很认真的人。卡特不算聪明，但他的当选，代表着美国在70年代后期的一个重要变局，就是福音派的崛起和保守主义的回归。经过六十年代的性解放和民权运动，整个反基督教、去基督教的社会风潮，开始有所扭转。卡特在竞选中，公开声称自己是重生的福音派基督徒，强烈地诉诸于基督教的价值观。他的当选意味着福音派选民的崛起。接着是1980年里根上台，一直到现在的川普，虽然中间隔了几个民主党总统，但基本上这四十年，可以称为美国福音派和保守派复兴的四十年。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重要背景。因为美国福音派兴起的这四十年，与中国家庭教会复兴的这四十年，是有莫大关系的。没有美国福音派的兴起，就没有新时期的对华宣教运动的规模和力量，更没有最近20年来家庭教会在神学教育上对美国教会的依赖和成长。因此，卡特就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请求。就是在1980年新春之前释放王明道。邓小平一口就答应了，说没有问题，本来我们就在拨乱反正嘛。过去有很多冤假错案，我们正在清理。回来后，就按承诺要释放王明道，但释放总得有个理由吧。法律上只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我们判错了，那政府就要认错，撤销“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承认你不是反革命分子；第二就是政府没有错，但该犯确已改造良好，所以提前释放。但王明道不干，说我其实没有改造好，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认罪，现在也不认罪，所以你不应该放我，你放我是违法的。除非你承认自己判错了，你把案子推翻，那么我可以出去。结果没办法，最后就只好把他骗出去。说我们要转监，结果出去门后，“咔”的一声就把铁门关了。以前不想进去也要进去，现在想进去也进不去了。

王明道就回到上海，然后一直上访（用现在的话说），写《致江华院长书》，告诉他们你们放错了，我这么多年之所以被关，只为着一件事，“就是我反对三自运动”，就是为了信仰。我只为这一件事坐牢，我从来没有服罪，也没有被改造好。但政府迄今为止，也没有平反“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包括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而当年因此被捕的人太多了，袁相忱、林献羔，他们都是王明道的晚辈，比他小得多。他们都是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抓的。释放王明道，却不承认迫害基督教是错的。政府就只能假装王明道已经被改造好了。但王明道却像那个说皇帝没有穿新衣的孩子，不断声称，不，你们错了，我还没有改造好。

王明道的一生很独特，他基本上不关心社会和政治，但他的一生都得到了政治力量的庇护。不过这丝毫不是他争取的，而是来自至高上帝的计划和命令。他在20世纪初，中国教会的第一场教难中，作为遗腹子出生于美国驻华大使馆。又在20世纪晚期，经历中国教会的第二场教难之后，因着美国总统的请求而被释放。这显明一件事，就是一切关乎教会的事，都必须在属灵的权柄和普世的视野下去理解，而不能在民族主义的视野内去认识。上帝是全世界的王。教会在全球和万国中的成长和命运，是紧密相连、万事相互效力的。教会不拥有政治力量，也不寻求金钱势力。但一切政治和金钱，都可以在上帝手中被随意使用。我们相信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自己不追求这一切的原因。

简单来说，在1955年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其实都是王明道的同案犯。因为王明道的“反革命集团”案迄今也没有平反。换言之，王明道对这个共和国来说，仍然是一个罪犯。如果今天我们持定跟这个罪犯一样的信仰立场，我们就仍然同属于“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因为王明道和倪柝声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起源。只是今天不叫反革命了，今天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叫寻衅滋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为主的缘故披上这些罪名是荣耀无比的事。在这个政权没有平反教案、或没有改变它打击基督教的立场之前，这些罪名就是主基督在中国的荆棘冠冕。我们可不想尽快取掉它，因为神说什么时候取掉，它什么时候就要被取掉。逼迫是上帝的礼物，是教会的健身房。逼迫显明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来真的。我们诚然信靠这位主，我们果然信靠这位主。

叛教者——卖主求荣

回到1950年，周恩来三次接见吴耀宗和基督教代表团（成员都是政府钦定的人）。吴耀宗过去在重庆跟周恩来见面，他说基督教与共产党的信仰99%是相同的，周恩来却表示不同意。吴耀宗很佩服周恩来，相信他承诺的“新中国是有宗教自由政策的”。所以他和这个代表团去全国走了一趟，在各地收集了很多宗教政策落实不好的案例，如抢了教堂不还了，干部辱骂牧师的信仰啊，跑到教会中宣传无神论啊，他们回京就报告给周，列了五百多个案例，以为总理会帮助教会落实政策。结果，周恩来把材料看一眼，就放在一边说，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宗教自由政策落实不落实的问题，“而是人民群众还能不能接受基督教继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带着帝国主义的痕迹。如果教会不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不把帝国主义分子揪出来，那么人民群众“就不答应”。基督教在新中国就根本无法存在。

这话一说，翻脸无情，他们几个都吓傻了。吴耀宗赶快回去，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起草了一份《三自更新爱国宣言》，要揪出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要划清教会跟帝国主义的界限。交上去之后，周恩来说哪个地方不深刻，来回改了三次，最后找了40位教会领袖签字，寄送给全国各地教会。两个月后共征集到1527人签名，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看了，说这个应该向全国广播，然后又在光明日报上全文转载。

毛泽东也曾四次见到吴耀宗，开国大典安排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你知道天安门城楼上的位置是有限的，但他们一家三口都上去了。他的票是周恩来给的，他的妻子和儿子两张票是宋庆龄专门送来的，他是提前录取的统战对象，毛还在城楼上跟他握了手。第二年国庆，毛又跟他握了一次手，说“你们这个做的好啊，要签名，有些人会反对，一定要扩大签名”。这样，从50年到53年就在全国教会继续征集签名，直到超过40万基督徒，都在上面画押卖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画押过关呢？那是一个生死抉择。不签名就就可能坐牢，不签名就会被整个社会抛弃。在1950年代，不但王明道跌倒过，倪柝声跌倒过，贾玉铭、杨绍唐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中国教会在整体上都是跌倒的，出现了大面积的，触目惊心的叛教卖友。在三自运动中，不认主岂止三次而已。鸡的嗓子都叫哑了，人们还是不认主。这一卖主的规模在教会史上是罕见的。亲手的、白纸黑字的签名，人人过关。然后就发动控诉运动，华人牧师控诉宣教士，同工起来控诉牧师，弟兄姊妹起来控诉同工。类似“某某人有官僚主义，上次叫他打印一个文件，他没有给我打。某某人有资产阶级思想，上次贫下中农的信徒从他身边走过去，他没有打招呼。他们心里边对普通群众存在着严重的高等华人的帝国主义毒素”。你觉得这些话好笑吗，政治运动一来，在我们这间教会也照样会扩散的。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刀剑，是要人命的话。平常信徒之间、同工之间有嫌隙，政治运动一来，魔鬼的恶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在教会中被释放，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控诉，就会铺天盖地而来。

贾玉铭是最重要的基要派领袖，他是王明道的前辈，声望更高。一开始他拒不加入三自，但宗教局几个干部跟他谈话后，可能有威胁也有利诱。贾玉铭是上海灵修学院的院长，也是作家、神学家，有很多书在写。他大概太想保住自己的事工和神学院。人家就讲，你加入三自，这些都是可以的，马照跑、书照出、学院也可以继续办。你不参加的话，这些就统统没了。所以，如果上帝拿掉你的一份工作，你要赞美主。因为下次逼迫来的时候，你要放弃的东西就少了一件。如果上帝提前剥夺了你的出版，你的地位，那么当逼迫来的时候，你在这些方面就不会被世界威胁。令人畏惧的是，上帝没有提前拿掉贾玉铭太多的东西，所以他最终参加了三自。这是对整个基要派教会的一次重大打击，无数的信徒因他而跌倒。他加入三自后，政府把他当头面人物供起来，任三自全国副主席，但几年之后，兔死狐悲，灵修学院关闭了，书也出不了了，晚年的贾玉铭，深陷在属灵的失败中。

但主耶稣是配得称颂的。在王明道被捕之后，全国仍有大概不超过10万信徒，坚决不加入三自，或慢慢脱离了三自。教堂都是三自的，脱离三自就意味着你去不成教堂了。脱离三自就意味着你只能秘密聚会，这样家庭教会就慢慢兴起来。一直到1958年，三自运动做了一件更恶的事，就是所谓“联合崇拜”。意思是打破宗派，大家在一起主日崇拜。因为所有宗派都是西方教会带给我们的，都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还要有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呢，这不是保留了帝国主义的痕迹吗？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新中国的教会”，就应该取消一切宗派，大家联合崇拜。

其实，“联合崇拜”是个幌子，100个宗派就有100间教堂，取消宗派的目的是取消大部分教堂，削减教会数量。如上海有500间教堂，就压缩到10间；成都有26间教堂，压缩到2间，就是上翔堂和恩光堂。经过联合崇拜之后，大部分地方，教堂都压缩到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所有宗派被取消，大部分教堂被关闭。这是一个“谋杀教会”的阴谋，这时退出三自、转入家庭聚会的人就更多了。因为现在你就算想去教堂，也没得去了。

归纳一下，伴随着三自运动，有三次退出三自的运动，“退出三自”的运动，一直都构成家庭教会运动的一部分。第一次退出运动，是1955-1956年，王明道和倪柝声的被捕，激励了一部分与他们认同的教会和信徒退出三自。第二次退出运动，是1958年后的联合崇拜运动，刺激了很大一部分教会和信徒退出三自，转为家庭聚会。第三次退出运动，是文革开始后，只要你想聚会，想保持信仰，你就一定属于地下的家庭教会运动。

上帝的恩典

有位贾玉铭的学生，写了一篇回忆录。说文革开始后，他见到自己的老师，贾玉铭跟他说，请你为我祷告，他说，“老师，你是教我们祷告的，怎么让我为你祷告呢”？贾玉铭悲伤的说，“我已经很久不祷告了，我无法祷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神不再听我的祷告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祷告。求你为我祷告吧”。中国教会的一代属灵伟人，竟衰败到这个地步。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永恒结局，他的结局在上帝手中，他是否得救不是我们能评判的。但我们实在看到他在这条投靠凯撒的路上，属灵生命破碎如一地鸡毛。杨绍唐也一样，最后在文革中被批斗，在上海扫大街，倒地而死。他的儿子、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杨安溪在回忆录中为他作见证，说父亲最终看清了时局，没有丢弃信仰。他说自己作为儿子，很慎重地询问了父亲临终前的信仰状况，因此在墓碑上，仍为父亲刻下了“神的忠仆”字样。令人敬畏的一点是，加入三自的教会领袖，大部分都活得不长，多数都死于文革。但家庭教会的领袖，那些在55-56年被捕、在57年反右中被捕、或在文革前就被关押、下放的人，到了80年代初全都放了出来，大部分都还活着，而且基本上都活到80-90岁。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李天恩、谢模善、边云波（国外）、杨心斐、李景沆，这批圣徒都坐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牢，哪有什么营养餐，保健操，但上帝都让他们长寿，最年轻的84岁（杨心斐），最年长的93岁（谢模善）。

这里隐藏着上帝极大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最残酷的文革来临时，这些1949年前的基要派教会领袖，都被神保护起来了。保护在哪里呢，他们都被保护在监狱里。因为他们早就坐牢了。所以文革爆发后，被红卫兵批斗致死的、不堪受辱而自杀的都是三自领袖，因为他们都在外边。而家庭教会的领袖都在监狱中过安息年。坐过监狱的人都知道，从看守所到监狱，简直就跟进了天堂一样。因为相对来讲，监狱是有次序的。三年大饥荒时，外面饿死几千万，监狱中反而很少饿死人。文革开始后，更没有红卫兵冲进来批斗你。所以家庭教会的修道院，就是监狱。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要等着坐牢才有安息年。这是神特别给中国教会存留的恩典。兰州的李景沆长老，他是57年的右派，在夹边沟的劳改营幸存下来的，两年前离世归回天家。神在文革中，拿走了许多三自领袖的命。神却留着这些“共和国的罪犯”，一直活到90岁是为什么呢？请注意，三自领袖就算坐过牢，文革后都平反了，因为人家算“人民内部矛盾”。而家庭教会的领袖，没有人被平反过，因为人家看我们是“敌我矛盾”。这不单是他们个人和家庭蒙了祝福，更重要的是，神存留他们的性命是为着我们。

这是给家庭教会留一个传承，一个血脉。当这个传承被牢牢建立之后，神才陆续接他们回天家。就像第一世纪，老约翰被留到最后，作为福音的见证人。没有这一批坐过牢、经过火炼的基要派传道人的老当益壮，就没有1980年后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他们一直陪伴着家庭教会的复兴，一直陪伴到21世纪，才陆续被主接走了。

这是非常感恩的事。因为唯有主的名是配得称颂的 。

2018年4月22日

说明：

这是根据王怡牧师2018年在秋雨圣约教会，成人主日学课堂录音整理而成。前五章经本人审阅，后五章王怡牧师还没来得及审阅即被逮捕。后五章编者未作内容上的更改，仅对部分口语改成书面用语，删除部分重复内容，方便读者阅读、传播。

感谢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的同工以及负责校对的同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上帝祝福各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