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以来维权运动的兴起，使大陆在 1989 年之后再次出现了各种政治异议活动在主流社会的公开化。我所理解的维权运动有三个立场，一是法治立场，围绕受侵害的公民个体和诉讼程序，动用一切法治技术和言论空间进行权利的抗争。二是公民立场，尤其借助互联网所提供的低成本的信息沟通与公民结盟的平台，积极构筑非官方的公共政治空间。三是政治立场，任何一桩案件都是当事人的维权，但只有那些对政体变迁具有启蒙、动员和施压效果的案例和事件，才构成一种民主化的维权运动。因此这些案件的意义的确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司法性的。维权运动日益受到海内外关注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的人们的重视。我对这一运动的现状迄今有如下的观察和立场：
1、在今天的中国，异议活动趋向公开化，镇压手段趋向黑箱化。表明追求自由与公义的社会理想正在民间赢得更多的尊重和道义支持，也使专制势力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技术上被迫以粗暴的方式后撤。这一趋势的发展必将促使中共在未来数年中，进行最艰难的权衡。或者以理性的方式，逐步宽容那些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民间温和力量，开始考虑政体改革的契机和时间表。或者对维权活动和异议人士的打压走向全面的非理性和政治癫狂。维权运动是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对政府怀有最大善意的一次民间运动，很可能帮助中国政府放弃专制主义的捆绑，通过自由民主的政体改革，使老百姓在法治之下得自由，也使党政机器在法治之下得自由。使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都免于恐惧。
2、大陆 27 年来的民主化追求出现了三种动员模式。第一种是“幕僚模式”，知识分子期望走到离政治领袖最近的地方去推动民主。在 1979 年“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到 1989 年六四屠杀前夜，这是一种主流模式。直到今天，仍有部分知识分子寄望于这种模式。第二种是“民运模式”。希望提出一个全面的政治民主化的纲领，形成一个政党化的领导中心，以直接的政治抗争、街头或地下运动的方式，包括组建反对党的尝试，去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一模式起源于民主墙时代，1989 年之后这一模式在主流社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带。我不相信民运模式能为中国带来一种有效保障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政体改造，构建一个爱与公义的政治共同体。我个人对这一模式保持距离、戒心和批判，并坚决反对以秘密会社的方式和暴力的鼓动，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另一方面，即使有人组建反对党，这也是宪法所列举的公民权利。我将以更坚决的立场，反对政府对那些非暴力的异议人士的镇压和审判。
3、近年来形成的维权运动则是第三种模式。这一模式把个人自由的积累看得比民主化的指标更重要，把个人的地位看得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族群利益的梦想更重要。以个人诉求优先于群体诉求的自由主义立场，最大可能的避免而不是煽动社会骚乱。以对法治秩序的尊重来缓释对政治秩序的冲击。以对宪法人权条款的尊重去表达对恶法的反抗。以法治的程序和途径，把法律背后的专制者一步步逼到阳光下去。以直接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不服从”或“自力救济”的行为，累积未来政体变迁的压力和技术。以爱与非暴力的原则，化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一百年来的仇恨和戾气。这是我唯一推崇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坚守这样的原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民主制度若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民主制度就不值得我们去争取。
4、目前维权运动的基础是权益受到侵害的广泛的民众群体。维权运动的基本结构，是通过捍卫工人、农民、市民等各阶层民众受到侵害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权等各项人权，实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新启蒙，和与社会的新结盟。当前，维权运动主要的表达者和行动者有 9 类群体。一是以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政治维权群体。他们在维权运动尚未兴起之前，便以法治方式坚持有韧性的抗争，并将 64 屠杀的民族记忆以维权的方式不间断地延续到了今天。二是以“独立中文笔会”为代表的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及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尚不愿被标签为异议人士的异议人士。笔会这一异议群体的汇聚，在近年来事实上打破了知识分子的结社限制，其光谱跨越了体制内外和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三是以南方报业集团和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为代表的自由派媒体。自由派的记者、编辑日益成为新闻人的中坚，推动了一批自由派媒体的形成，为维权运动在公共领域赢得了令人惊异的空间。上述三个群体的存在，使维权运动在 27 年的大陆民主化的背景中，获得了一种连续性。也获得了一种温和、理性而又坚决的保守主义品质。第四是以张思之、高智晟等为代表的人权律师和“政法系”群体。这是最近的维权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最集中的反映出与前两种民主动员模式的迥异之处。第五是以陈光诚、姚立法、刘正友为代表的乡村维权领袖，他们的本土与平民色彩，在维权运动中具有一种在道义上最令人尊敬的品质。第六是以李健、黄琦等人为代表的网络维权派。第七是以环保、艾滋病等民间 NGO 为代表的社会维权派。第八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宗教群体在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维权。第九是以郭飞雄、赵昕等为代表的职业化的维权活动家，这是维权运动中走得最远、最接近传统民运模式、但相互之间差异也最大的部分。
5、维权运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模式，更接近于美国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而不同于前苏东国家的政治反抗运动。这一运动因它所受的打压和空间的急促，在目前就像一场花样跳伞，具有非组织、无领袖和扁平化的特征。不同人群在降落的过程中寻找彼此的手，在平面结网。等降落至合适的距离后，便彼此分开，在纵向结网，实现多中心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软着陆。上述群体在目前构成了一个复杂和笼统的维权运动的图景。在诉求、道路、策略和目标上不尽相同。有倾向于保守主义的维权派，在公共知识分子中甚至仍有在幕僚模式与维权模式之间游离的部分；同时也存在维权运动中的民运派，对维权运动作为一种新的动员模式缺乏信心，而视其为新的政治反抗的阶段性征兆。在目前这一维权运动面临角色和道路的细分，也存在两种民主动员模式浮出水面的争论。一种是民运的维权化，一种是维权的民运化。一种是将马丁·路德·金和甘地视为一个新的榜样序列，另一种则仍将孙文、列宁或李世民视为一个偶像的序列。
6、在尊重宪法人权条款及非暴力原则之下，我尊重多元化的民主启蒙与动员模式。也尊敬每一位坚持抗争和遭受迫害的民运人士。去年在瑞典我见到魏京生先生，今年在纽约也见到了徐文立先生。我也见过王丹、王军涛、封从德等 89一代的领袖。从我知道他们名字的那一天，直到如今，我对他们孤绝的努力都充满了敬意和内心的哀伤。我期望大陆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新的公民运动和街头的民主运动。我甚至也期望看到民间再次出现真正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但我仍然反对在今天将维权运动民运化、街头化，甚至反对一切秘密的和地下的谋划。正如秋风兄所说，维权运动同时是一场民间道德运动。我相信中国的自由民主需要一个在爱中恒久忍耐的过程。法治化的维权运动羽翼初生，不应成为反抗运动酝酿的掩体。致力于反抗运动的人士，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离开维权运动，彼此尊重，各自阐述。我将捍卫我所参与、理解和珍惜的阳光下的维权运动，反对任何挟维权运动而推动政治反抗运动的谋划。
7、在作为基督徒争取信仰自由和更广泛的宪法权利的维权中，我认为世界就是福音的工场。基督徒的信仰是全人的信仰，不是 PART-TIME 的兼差。作为一个基督徒参与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的宪政转型，参与基督徒依法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业，乃是为着在其中彰显基督徒的价值观和基督的荣耀。因为离开了信仰，中国仍然没有未来。在政教关系上，我不认同退缩在政治社会领域之外的信仰立场，但我也反对教会与政治的结盟，反对基督徒与违背《圣经》教导的推动方式同负一轭。我不怕因为有人把家庭教会视为维权运动的一部分，而背上政治的风险或骂名，但我也必须要在教会为着福音的缘故对宗教自由的捍卫，与维权运动的现实政治诉求之间，明确的划开一道界限。埃及是埃及，迦南是迦南，中间是一道红海。不相信上帝的人，可以推翻埃及的政权，但却不可能过红海。我认为，作为普世人权的宗教自由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与“政治”的确密切相关，谈政治色变的基督徒，是怯懦的基督徒，和并不真正认识福音的基督徒。但教会的福音使命却与政治无关。政治的意思，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基督徒与其他信仰或无信仰人群共享的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因此，在今天，基督徒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你可以说属于维权运动中倾向于保守主义的一部分，但不能、不会、也不应该属于反抗运动的一部分。
2006-5-13 于纽约，2006-5-21 修订。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