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靠主的智慧“通达时务”（代上12：32）弟兄姊妹，平安。

上个主日，我说，每个不信的家庭，都盼望生一位“弥赛亚”。每一种新技术，新媒体，新武器，新观念，也都如此。譬如在最近的什邡事件中，“震爆弹”和催泪弹成为了政府的“弥赛亚”，微博则成为人民的“弥赛亚”。我看见一个大学生，为微博作见证说，他读了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但上微博才一个月，十二年的教育就彻底被颠覆了。

我多么渴望，常能听这样的见证啊：我读了十二年书，来秋雨之福教会听福音才一个月，十二年的教育就彻底被颠覆了。

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美国就是地上的逃城，是看得见的弥撒亚。另有无数的中国人，因为找不到教会，听不见福音，正在如潮水般地涌进寺庙。

智能手机也在成为另一个“弥赛亚”。在什邡事件中，它使人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知情权。它使人人都成为公民记者，使你看到无数照片、视频，显示警察如何殴打市民，人民如何头破血流，90后的学生如何奇迹般地走上街头。

我在网络舆论中，感到一种强大的、对政治罪恶的怨恨，正在替代对政治的恐惧。就如在强制堕胎、强制拆迁或其他制度性罪恶中所感受到的一样。人人都是愤怒的小鸟，从20世纪末以来，这种高危局面逐渐在中国社会形成。即透过被剥夺、而使被剥夺者在道德上被“称义”。换言之，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圣化我们，而是人民的血在不断地圣化着人民。这正是一切暴力革命的可怕与可恨，因为暴力（和被暴力），都不可避免地使暴力本身被神圣化。

作为一位牧师，我认为中国真正的社会危机，不是金钱贪污、政治腐败和强权专制。而是这一切在人民心中所激发的苦毒和变革的力量。真正的危机，是中国可能再一次陷入以革命拒绝恩典，以民主女神取代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灭亡之路。

同时，我感到一种突出的缺乏，一种显赫的不在场，就是福音的不在场。福音不在场，就是我们不在场。福音没有扭转基督徒思考问题的方式，没有塑造教会牧养社会的心肠。福音没有成为几千万基督徒的生活样式。福音还没有搅动天下，福音还没有成为中国人对未来的、众望所归的选项。福音在城市中，在文化中，都并不在场。

然而，福音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教会必须关注政治，但不是以政治学的思维，而是以福音的思维。教会必须关注经济，但不是以经济学的思维，而是以福音的思维。教会必须关注人的心理，但不是以心理学的思维，而是以福音的思维。

当几千万基督徒都以福音的思维，回应他们所见、所闻、所言、所行的时候，福音就会成为中国社会最有力的思维方式。福音就会在场，即使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场，福音仍然在场。就像即使没有一个佛教徒在场，但只要有两三个中国人奉自己的名聚集，佛教的思维方式就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举例来说，如果在教会，在查经班，问大家一个抽象的、似乎是教义性的问题，杀人犯能不能得救？我想你们都会说，惟独恩典，藉着信心，杀人犯的得救，同样在乎神的拣选，不在乎他的奔跑。

但在人生的种种现场，譬如在什邡事件中，问，殴打学生和母亲的警察，能不能得救？你们都能照样回答吗？

有次在外地讲道，有信徒问我，能不能只讲“纯粹的道”，不要涉及社会政治的、与圣经无关的话题？意思就是，能不能只问“罪人能不能得救”，而不要问“什邡的警察能不能得救”？

但是，真正的信仰，从来就不是问“罪人能不能得救”，而就是在7月2日问“什邡的警察能不能得救”？或在1945年问“奥斯维辛的兵丁能不能得救”？或在某个痛苦的时刻问，卖毒奶粉给我孩子的那个人能不能得救？以及，不为人所知的、污秽不堪的我能不能得救？

福音必须回到现场，福音必须笼罩全部生活，福音必须干涉一切内政。福音不是抽象的、关于称义的教义，福音是生活中的每个决定，和一切推理的前提。福音意味着，基督在每一件事上都是你的弥赛亚。

我们憎恨恶警，同情市民。我们也希望在世俗法庭上，贪官能受到惩罚。但我们仍然相信、并以这样的相信来支配我们的生活：将来蒙恩悔改的，也可能是今日挥动凶器的警察；将来因骄傲而沉沦的，也可能是当初受害的市民。

我们若在这残酷的世界，笃信这恩典的教义，我们就祷告，福音必能改变这可怒的国家。警察也可以得救，母猪也可以上树。就连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

  为天府属天、神州归神而祷告的仆人王怡，2012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