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筹备会”及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反帝、爱国、拥护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一统分散的基督教会。1949年9月，中共高层钦点了当时在教会内并无重要地位的吴耀宗、刘良模等5人，作为基督教代表，参加产生新政府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共精心培育他们的地位，让吴耀宗在会后率宗教界代表团全国巡访，在各地均受到党政首脑迎接。尝到甜果子后，周恩来在1950年5月短短一个月内，接连三次接见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开始摊牌。

第一次接见，周恩来以一句话为中国的基督教定下调子，即传教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的。由此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教会应发起一场反帝爱国的运动，彻底清算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清算教徒中的“帝国主义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国要受约束，不要到街上去传教。第三，教会应该独立自主，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个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基督教史界迄今为止理解近代教会史的一个基调。

第二次接见，周恩来开始语带威胁，说教会必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拥护《共同纲领》，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他再提出一个具体限制，教会不能再邀请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见，主要关于政教关系。周恩来转而向教会示好，说政府的“统一战线”要扩大，能不能加入统一战线，关键不看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而是看“是否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切断了联系”。他进一步提出两个更为凶狠的威胁，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的走狗清除出去，这样广大的基督徒就不会因为少数坏人而受到歧视。二是要求教会内部开展自我批评，对自己进行“检讨和整理”。

周恩来这三次紧锣密鼓的讲话，仿佛魔鬼在旷野的三次试探，瞬间便把中国的教会领袖们逼上了绝路。紧接着，毛泽东又在6月6日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言，宣布“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

一个号称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信仰自由，就这样被葬送了。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领袖们随后作出了他们的选择。要么妥协，走背主卖友的路。要么像旷野中的耶稣拒绝撒旦那样，拒绝共产党的权势，走一条殉道和护教的路。在这两条路上，就分别产生出今天的“三自会”和“家庭教会”。

当时，吴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现代派）神学影响。连他在内，三自阵营中的几位主要角色，均曾在自由派的大本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不可否认，他们的确也有一种真诚的爱国和反帝心理，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也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充满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新派神学家赵紫宸，以一种悲凉的语气写道，“大批不顾个人安危的年轻人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他们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会。”
这些越来越倾向于左翼社会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开始围绕在吴耀宗的周围。1948年，吴耀宗曾写下《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宣称基督教在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意识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广大民众眼里，我们不过是鸦片”。

这些新派“基督徒”看到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由派神学的捆绑，无法归正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救恩论，去恰当地认识个人救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于是对他们来说，“基督的救赎与社会变革是一回事”。他们所谓的基督信仰，已和世俗的社会主义相去不远。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于2006年11月其父的遗体迁徙仪式上，在宗教局官员面前为父亲辩护，仍然苦口婆心地提及吴耀宗坚持认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并无矛盾”。中国教会史专家、法国的沙百里神父在其著作中评论说，这正是“三自运动”从新教开端的原因。共产党显然注意到了吴耀宗等人的思想，“他们对此相当重视并充分加以利用”。

尤其在韩战爆发之后，西方传教士更迅速地被逐出中国，少数人被政府逮捕。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更大。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成为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会领袖，则在政府首脑的三次威胁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的也丧失了盼望。转而认为若不妥协，教会就会彻底被摧毁，于是怀着一种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对政治的依附。如上海灵修神学院院长、改革宗的神学家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了1954年春天，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参加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副主席。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也改变态度，甚至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当的。可政府已决意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他还是因反革命罪而在沈阳被捕。其他人，则有出于恐惧而随波逐流的。也有极个别倡导者，是共产党很早之前就派遣渗透入教会的秘密党员。就和他们在二十年代“非基运动”中暗中策划和鼓动的手法一样。如在上海组建三自会的主要人物、秘密党员李储文“牧师”，1961年后任全国“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后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殴打，亮出藏于家中的党员证求饶。身份暴露后，离开基督教界，改任上海外事办主任，后调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

随后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并根据政府授意，邀请了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稿经周恩来过目，政务院批准。连同第一批共1500余人的签名名单，全文刊登于9月23日的《人民日报》。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随后在当局扶持下，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运动。

当时全国约10，000间教会，8千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都必须过关，签名以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签名者达18万人，年底达到36万。到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亲笔签下姓名的基督徒达到41万6千余人。

至于中共在1949年后，为什么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控制教会，而没有直接以暴力消灭宗教。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说”。不过亦可参考1956年11月，第一任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接见澳洲圣公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说到三个原因，第一，基督徒们大多有一技之长，可以改造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第三，政府不想制造殉道者，引起反抗。另外，中共负责宗教工作的李维汉，也曾在1961年一次内部会议上，对党内左派做过一次很直率的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我们都消灭了，却要留下宗教呢？李维汉说，容许宗教的继续存在，“更有利于‘促退’宗教信仰，而不是更有利于‘促进’宗教信仰”。他反对一些激进做法，如在信徒中开展无神论的教育和辩论。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出于国内外的统战考虑，请大家一定要理解。但这种温和的倾向仅一年后就消失了，李维汉遭到不点名批评，被视为修正主义和投降路线的典型。随后中共一度开始强制取消宗教。李维汉也开始搞“无宗教区”实验，他派工作组到温州，彻底“砸烂”基督教会。但温州的地下教会反而越打越多，文革后成为基督教最复兴的地区，甚至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李维汉在80年代承认，直接消灭是一种彻底失败的政策。

可惜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尚沉浸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浪漫设想，及20年代“非基运动”以来对基督教的偏见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想去讨论共产主义与宗教自由的议题。也几乎无人关注基督徒这一边缘群体的政治命运。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1956的遭遇，人人过关、思想改造、控诉大会，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恶梦。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连一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禁锢与迫害，到1957年就变成了由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锢与迫害。这令人不禁回想起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那一段椎心刺骨的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2007-5-8写于成都，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为教会的罪哀哭，为神的拆毁与建造献上赞美。

主要参考书籍：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