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再为一种思想而感动过。许久以来，我看新闻，知道那不是新闻，而是宣教。不过是意识形态持之以恒的洗脑。从小学时代的政治常识起。以后看潘恩的《常识》，知道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当代人该有的的常识。已经很久了，我在受教育的历程中，自觉进行着反洗脑的修行，像武侠里的人物交锋时，拼命地运功抵御。我也拼命在寻找被意识形态遮掩了的，散落民间的思想源泉。不至于让自己多年以后觉悟深受剧毒，犹如行尸走肉，丧失基本的观察力。
曾经听到前辈父执说，现在连新闻也不可信了，只有打打麻将罢。其实新闻何尝又可信过，何尝流露过民间的声音与激情。所谓信仰危机，恰恰不是我们这一代人（70年代），而是属于父亲和母亲的悲剧。即便像张承志那样硕果仅存的激越的理想主义者，流落下来已经不多。曾经属于共产党或者不属于共产党的父亲母亲的灵魂，今天，多半不属于任何值得感动的思想。至于我们呢，我们是本无信仰，或者还未遭遇。
看中国历史，上下千年，说什么信仰危机，根本是信仰的缺失。我们从来没有宗教的精神，没有殉道与救赎的圣徒，没有对于彼岸和完美性的关注。我们自来是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混沌，我们的三大教像成都的名小吃”三大炮”一样热闹，其民间形态归结到底，只是一个字：命。专制下面的宿命论才是我们几千年的意识形态。但是共产主义，喔喔，伟大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第一次给中国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狂热和十字军的救世运动。如果要追本溯源，
就说先秦墨家的风骨重现在20世纪的国土上。钜子们领引不惜杀身成仁的先烈，狂热地牺牲目前去成全未来。这种狂热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是对于抽象性和完美性的信念。这种信念下，爱人类是容易的，爱一个具体的人却很难。
这样的以暴力和一元主义为特征的乌托邦，在它取得世俗政权后，迅速将权威的触角伸进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头脑，甚至每一张床。这种绝对主义的力度，也远远超过了中国历朝。孙文所感叹的传统中国自由太多、国家势力太小的局面再也没有了。”君师合一”的儒家政治理念，在马列主义的外观设计下获得了现代的形式，并达到高潮。一切都被整合进来，一切都构成完美的因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思想，贤达、财产，和语言，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脱离庙堂而存活。柏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预言再次验证了。–“任何具有独立性的东西，都不能与这个共和国相容。”
所以在俄国、中国、柬埔寨，这一出人类历史上耗尽最大人力、场面最为宏伟的救世运动，以来不及让我们眨眼的速度，走向完美风暴的反面，成为现代的”宗教裁判所”，让大地回到基督出生之前的旧约时代，我们的领袖，一个个成为暴戾无偿、乾纲独断的耶和华。
所以严格讲，信仰危机在中国几千年来也就只有一次。就是乌托邦破灭之后的这一代人，我们的父亲母亲。最近读到两个人物轶事。一是韦君宜的《思痛录》，里面讲到文革时，韦先生对她的朋友说，早知道是现在这样，”一二·九”的时候就不来了。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但辛酸之极。另一则关于几年前跳楼自杀的老诗人徐迟。他说一辈子就犯了两个错，一个小的，是晚年的黄昏恋，一个大的，是在四十年代，在现代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选错了。这些是所谓名流。
至于我周遭的父执前辈，信仰来临时和幻灭时，是不可抗力，都没的选择，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
乌托邦的好战和不容置喙的专断，就是那么与我们专制主义的传统如此丝丝入扣，马克思对于东方的无知成为他的致命伤。这一套路径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度的。到了1979年和1989年，中国重新回到实用理性的老路，”信仰”与”完美”，这个蕴含无穷力量和恐惧的魔瓶，被我们集体抛弃了。不是它不好，而是人类还不够理智、不够冷静、不够聪明，还无法驾驭。基督也充其量只是人子，而非造物。革命家想做建筑师但是失败了。革命家想成为上帝之手甚至冒名顶替，
还是失败了。革命家想当教皇和十字军，也是失败。世界再次进入没有耶和华的新约时代。再往前，千年王国是一个陷阱。
“致命的自负”，是乌托邦的哲学后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就是乌托邦的神学基础。这一思路和自信心，来自黑格尔承上启下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基督教沉浸千年的宗教精神。尽管在神权式微、君权高涨之后，欧洲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在近代开始强盛。但教会被褫夺的权利仅限于世俗生活，教会与政府，贵族与君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这些二元对立的”等级制”和”契约”的背景，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始终无法彻底破坏这种自发演进的土壤。
但在中国，就一拍即合了。政教合一，革命与道德合一，行政首脑与大祭司合一，肉体与灵魂合一，乃至天人合一，都没有问题。在毛泽东手上，这个乌托邦实现了他最大的光荣与梦想，实现了最大化的集权和人类历史上统治者对于民众最大可能的控制和支配。那是一切君王和领袖都不曾达到和奢望的。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成功的一个”僭主”，一个所有统治者中距离耶和华最近的人。
也就是距离我们独立的人格最远的人。
今天我们的政治由独裁开始走向寡头，大一统的产权开始分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甚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二元对立也在逐步演进。一个将政府身上的教袍慢慢宽下的世俗化进程正在展开。这一切令人怀念顾准的痛苦和精神磨难。他在妻亡子散、与世隔绝的命运里以惊人的智慧和勇气达到的高度，点出的问题，依然是我们今天正在抗争和身陷其中的东西。
有顾准这样的人，值得我为这个也许是上帝选民的苦难民族而流泪。张爱玲在《倾城之恋》的末尾说，”是城市的失陷造就了这一场爱情，还是要造就这一场爱情，上天才让这个城市沦陷”？
这种说法放在顾准身上，绝对令人无法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