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是共产党兴起与法西斯兴起之间。艾略特写下了被誉为现代诗里程牌的长诗《荒原》。诗中采集欧洲文明的各种意象，来表达二十世纪初人类精神的幻灭与虚空。第一句就很有名，“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

全诗最惊心动魄的场景，是艾略特借用《旧约·以西结书》所记载的异象。当以色列民族因他们的罪受到上帝的诅咒，先知以西结割下他的头发和胡须，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预示以色列人将有三分之一死于灾荒；三分之一用刀砍碎，预示着另外三分之一将死于战火；三分之一随风飘散，预示最后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将流离失所，被掳他乡。

如此绝望的时代，先知以西结被耶和华的灵引导，被放在一个布满骸骨的平原上。先知说，“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

到此为止，即使我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一个中国人，我也不可能不哭。三年前第一次仔细读到这一段，我想到出生之前死在饥荒中的我奶奶，死在青海劳改营的我爷爷，我甚至迄今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更加想到我的青春期，我在16岁那一年看见了“六四”屠杀。三个月后，是我的初恋。

好几年里，我曾被一个题目死死吸引，就是“1989年的爱情”。我一直无法把16岁的初恋，和一场屠杀分得清清楚楚。多少次我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的青春从一开始就显得那么卑微，甚至那么可耻。革命与爱情的相互纠缠，是我可以想象的。我从小就看这样的故事长大。小时候，曾跟父亲一起去电影院看郑义编剧的电影《枫》。那一个恋人跳下楼去的镜头，很多年来都会进入我的噩梦。这世上有哪一个少男少女，曾经幻想自己初恋那一年，有一场现场直播的屠杀呢。这些年有一些以六四为背景的作品，关锦鹏《蓝宇》中的北京故事，一对同性恋者的激情，屠杀不过被摆在一个冷漠的位置，甚至被可耻地摆在一个催情的位置。张艾嘉的电影《心动》，两个香港中学生，在他们初恋的一个回合里，回家刚好看好六四屠杀的新闻。但和他们的爱情比起来，北京的任何事也遥远得可以被忽略。

我想这两位香港导演，只当“1989年的爱情”是擦肩而过的噱头，但他们无法真的理解这件事。不错，六四屠杀，被说出的真相远远不够。但在另一层面，“六四”更多地是被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或历史事件被言说，却很少被作为一个精神事件被探讨。“六四”对整整几代人心灵的影响和精神的宰制，六四之后，多少人的灵魂就从此活在一个布满骸骨的荒原上。叫我18年来，常常想到自己的灵魂就哭泣，想到这个世界的虚假就痛恨。我读过许多关于“六四”的宏伟叙事，但很少读到那些细微的、私人的精神创伤。近年来令我落泪的个体精神史，是一位基督徒作家施亮的小说《安魂曲》，和我朋友汪建辉的小说《十七年》，尽管读过的人可能不多。

一位老诗人曾对我说，我们都是89一代。“因为我尽管虚长几十岁，但我们一样是在共产党开枪之后，才彻底觉悟的”。我感谢这句话，但它指向的依然是政治层面的一场精神地震，而不是生命意义上的个体苦难。老先生，不是的，在六四面前，我们不是一代人。直到今天，我丝毫不了解“六四”对于赵紫阳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对于李锐又如何？对于天安门前的大学生和流亡者们，那种种苦难又有什么迥异。甚至我的父亲，他的灵魂在那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几年我在海外陆续见过王丹、吾尔开希、封从德等流亡的学运领袖。我和他们有相同的梦想，但我却很清楚他们的89，和我的89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后天安门”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最想表达的，不是一种同仇敌忾的义愤，而是对一个当年的未成年人来说，屠杀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18年来纠缠不休的怨恨，不但针对共产党政权，也更加针对整个成年人的世界。从父亲，到老师；从校长，到县长；从统治者到反抗者，整个父权世界，在我面前所有道貌岸然的长辈。在那一场屠杀之后，联合起来糟蹋了我的青春期。这就是六四屠杀之于我的个体磨难。

近年来，我在文字上尖锐地流露着这种怨恨。在我的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的后记中，我这样写下：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只因我在精神上是六四之子。有人说你才多大。我想说，我是谁啊，我是屠杀现场的一个未成年人。当初你们杀人，不能避着我这样的高中生吗。就像你们做爱时都避着我们一样。

没有。没有就要付出代价。”
大约两年前，我与89年的学生领袖任不寐有一场争论，在《一个人的反对党》中，也以一种傲慢的语气写下：

在谈论1989时，有一个尖锐的、至今未被理解和区分的事实，那就是——我这一代人当时是未成年人。有人曾问我你当时不过是一个高一学生，六四和你有什么关系？六四给你的创伤到底在哪里？我说，如果有人当街杀人，围观者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你说这件事跟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大人津津乐道一天可能就把这事忘了，小孩子却要做一辈子噩梦。在1989年及其以后，整个社会没有人来顾及未成年人的精神史，没有人去考虑未成年人的灵魂。整个杀人现场没有把儿童清场。甚至整个社会合谋在整整一代孩子的面前作伪证。并用谎言一遍一遍地为我们洗脑。我花了多少年时间和整个青春期的流浪，来寻找正确的知识，来遗忘被强迫背诵的答案，来认识你们这一代被高举的苦难。所以当你说“我们”都应该忏悔，应该为十五年来的半吊子的言论而愧疚时，我想你说的“我们”是指89一代。我想你没有资格把我、把余杰、把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囊括进来。你们在广场呐喊的时候，在屠杀之后无论选择的是谎言、沉默、转身或者流亡，你们都和共产党人一样，并没有对未成年人负责。就像吵架的父母，双方都没有残留对子女的责任心。因此我没有义务接受你的邀请与你一道忏悔，一道卑微。你的忏悔仅仅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甚至也可激愤的借用你的口气，说在1989年，除了未成年人，没有人是无罪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这就是我内心的一种情结，一种在屠杀面前对整个成年人世界的愤懑。而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仇恨。这是我的89情结与你不一般的部分。如在今年，我起草了那封“六四”十五周年的公开信。但我内心极不愿意起草。从三月份和余杰谈好由我执笔开始，我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五月。不是我害怕，而是我内心的这种情结，强烈地盼望有当年的成年人、当年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比以前更勇敢的站出来说话做事。可到5月中旬我仍没看到丝毫动静。对我来说，动笔写这封公开信是我内心深处一次极度的失望和再次的受伤害。我愿意起草这份信，这是我自己89情结的一次舒解，也是在中共面前的一种尊严。但在我内心，我一直对这件事无法释怀。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桩真正的耻辱。就是由一个当年十六岁的孩子，在十五年后执笔这封信，去邀请你们签名。对不起，这是你们的耻辱。不是我的。

1989年春天，我在四川的一个县城读高一。到4月份，街上出现了零散的游行队伍。师生们都兴奋的摆谈着国家的局势。我是班上一份油印《语文小报》的主编，我父亲是我的语文老师。那时候我读了点刘宾雁、苏晓康，一度想写报告文学。先写了一篇明查暗访学校食堂的，指名点姓骂了校长。我的英语老师偷偷对我说，骂得好，最好把报纸贴到办公室外面去。他的怂恿使我的胆子更大了。五四游行以后，我就开始筹划北京学生运动的专刊，准备采访校团委书记，其他老师和同学，让他们谈谈对反腐败、要民主的看法。我自己刻钢板，叽嘎叽嘎就干起来了。

那个晚上，父亲跟我谈话，要我停止那一期专刊。我不同意。他也许是第一次如此语重心长的，企图以一种平等的态度说服我，一直说到半夜一点。大意是我们过来人，知道政治的可怕，你不可能知道。我们不能让你这么小就被卷进去。卷进去一辈子就完了。

但我很倔。从小父亲对我实施棍棒式教育，成绩不够优秀，拿不到第一只有第二，都可能挨打。有一次家里买了苹果，放在床下。父亲说每天只能吃一个，不能偷吃。他们走后我就趴到床下，爱不释手的看啊，一会拿出来，一会又放回去。终于不敢吃。父亲回来后，叫我过去。问我是不是吃了苹果。我说没有。父亲不相信，因为他发现苹果被动过了。随后，他用一顿鸡毛掸子叫我开口承认偷吃，并写了三遍“我为什么要撒谎”的检讨书。这样的童年一直延续到初二，终有一次我伸出手，把父亲的胳膊抓住，警告他不要再打我。从那之后，我对父辈及教育者的逆反一发不可收拾，父母也渐渐管不住我的言行。

所以1989年的春天，父亲已不可能说服我。最后只好强行没收了油印室的钥匙。那个春天是一个转折，因为一场屠杀，我对父亲的仇恨，转变成对国家的仇恨。因为邓小平和李鹏是四川人，好多年我都为此感到羞耻。打心里觉得四川人是中国的败类。我甚至在那一年也立下一个志愿，以后要洗刷川人的耻辱。我对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在“六四”之后批判赵紫阳的言论，更是感到无地自容。1989年6月，整个世界忽然就在我眼前崩溃了。你所有的老师在那一天之后，就变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不要脸的说谎者。你所有的父辈在那一天之后，就变成了只敢在厨房里发牢骚的胆小鬼。这是个什么世界啊。还值得长大吗，还值得高考吗。我在16岁之前被养成的价值和道德观，几乎没有什么被剩了下来。

6月底放假，我去成都，在舅舅那里看见了一千多张成都、重庆等地民运和镇压的照片。舅舅是一位摄影师，他叫我和表哥拿着这些照片，到七楼顶上，统统烧掉。他说，不然要按着这个抓人。我被这些照片彻底震撼了，图片的尖锐和真实，超过了我在老家能看到的一切文字和画面。我悄悄的留了大约两百张，放在我的书包里。几天后我的外婆趁我不在，搜查我的行李，把这些照片找出来销毁了。当时我实在恨不能把她扔下楼去。这个怨恨甚至一直持续到两年前外婆去世。我刚刚信主，跪在地上祷告，说这件事我不再埋怨外婆了，如同我的父亲一样，其实她保护了我。他们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面，以一种世俗的智慧和家长的权柄，伤害了我，也保护了我。

但对当时的我，这一切都是成年人世界的合谋。他们不惜把从小教导我的那个世界撕碎了。那个夏天我彻底陷入了虚无主义，尽管那时我肯定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在每一座县城里，有多少中学生在那个夏天经历了世界的虚空与荒凉。9月开学后，我和一个外地转学来的女生开始了一场闪电般的早恋。就像邓小平说的，这一场风波迟早要来，晚来不如早来。长大后我常常反想，我的青春期的性冲动，我对异性的憧憬，和对成年人世界的绝望与反叛，在朦胧的爱情中到底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也许我永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在1989年，我16岁，从此成了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除了爱情，整个世界在我眼里都是垃圾。爱情是我的偶像崇拜，直到它在我十年的婚姻中被不断破碎，直到我成为基督徒，逐渐把我的爱情重新摆在一个看起来最恰当、也因而最美的位置。

可怜啊，在1989年，我的初恋竟然不是对一个完整世界的向往，而是对一个破碎世界的顶替。所以我对学校和家长的藐视，也在那一场早恋中达到了极限。如果我必须忍受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在课堂上唧唧歪歪，必须忍受在考试中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党的伟大决议，甚至考上大学后还必须接受军训，老子谈个恋爱凭什么就不可以呢。

所以我像一个坏孩子那样谈恋爱了。我甚至不在任何同学和老师面前避讳我的爱情。我爱那个女孩，胜过爱这个肮脏的世界，胜过爱我的父母。我甚至就为了反对“不准早恋”而偏要早恋。直到她被父母带走另一个城市。我的青春期轰轰烈烈的死掉了。那一年末尾，我听到黑豹乐队的摇滚，“无地自容”。我就躺在床上哭得一塌糊涂。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的生命无地自容，几个月前的事遥远得就像一场梦。连真实的记忆也无地自容。这个被谎言和鲜血所遮蔽的国家，就像一台庞大的机器，我身边的每个人，连我父母都是那无情转动的齿轮。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在那个时刻，我对自己说，我不要你们教育，从此我要自我教育。大学毕业以后，我看到弗洛伊德乐队的MTV专辑《迷墙》，我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我的1989年。

最近几年，我总要在课堂上给学生们看六四的纪录和图片。海外有报道说，有人拿着王维林站在坦克前的照片，给大学生们看，问知道这是什么吗。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了。有人答，是行为艺术吧。前天，我给学生们讲到六四，才想起他们大多数只有18岁，他们中的一大半都出生在屠杀之后。18年后，他们已18岁了。18年后，我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每年接触这些学生，我很清楚“六四”对他们而言仍旧是一场苦难。就算对“六四”一无所知，这种一无所知也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继续被“六四”主宰的一种方式。但我却越来越不了解了，对他们新的一代来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人精神史？他们的荷尔蒙，和那一场18年前的屠杀和18年来的谎言，又有着怎样的牵连？

六月，仍旧是这个共和国最残忍的月份。“六/四”不是历史，“六/四”也不仅仅是一件国家罪行。“六/四”是一场持续至今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今天，六/四构成了统治的一部分，构成了怨恨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怯弱的一部分。两年前，我被一所大学申请调动。在所有手续中，有一个学校出具证明我“没有参加过六/四，没有练过法轮功”的文件。我也的确两样都没沾边。但当我拿着这张纸，我的屈辱就和18年前那个晚上一样强烈。不同的是我已成年，不能再将怨恨单单发向一个大人的世界。可世俗的念头还是使我犹豫了，反正我又没有说谎，反正这个证明又不是我要求出的。我把它塞到文件里面，假装忘了它的存在。就像当年我痛恨的父母、老师和政府一样，假装忘了孩子们的鲜血。

后来，我的调动因为安全部门的干预，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受洗之后，我非常庆幸这件事，当我内心软弱，甘心接受一种屈辱的时候，警察竟然帮了我。这件事也叫我知道，我所怨恨的里面，明明也包括了自己。我当自己是无辜的少年，除我之外，长胡子的人里“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从此这18年的怨恨和重担，甚至一刻也没有真正在我里面消停过。然而其实我是谁呢，我并不是一个与屠杀无关的人。那个夜晚北京开枪的时候，我的确不在现场。但当那一纸证明递给我，我拿着它去办理调动手续。那一刻我却回到了现场。我瞧不起的人，我和他们一模一样。我甚至轻易地就抛弃了18年前的那个少年，也背叛了自己这些年来的言论和坚持。

在我里面若没有自由，每一刻我都可能活在当年的屠杀现场。我就是那临阵脱逃的人，就是那卖友和撒谎的人。就如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两千年前基督被钉死的那一刻有份。我碰巧只有16岁，我有什么可自夸的呢。因为先知以西结的时代，诗人艾略特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其实就是同一个时代。也都是同一个荒原，同样地布满了骸骨。《传道书》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痛恨的可能是人行出来的种种恶行，但上帝痛恨的，永远都是人心里的恶，人心里对善的亏欠。

曾经在那片灵魂的荒原上，先知以西结对着骸骨发预言，叫他们复活。他说，“主对我说，人子阿，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阿，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先知的这一异象，在民族的灾难和诅咒中预言了将来的复兴。20世纪初的艾略特，却在诗中悲伤的回应说，“人子阿，你不能说，也不能猜。因为你仅仅知道一堆支离破碎的意象”。从异象到意象，就是从满有盼望的图画，到支离破碎的片段。当斯宾格勒写下《西方的没落》，艾略特回到古典时代，去寻找荒原的救赎。在这首长诗中，他将人类永恒的苦难，化作当下的灵魂处境。在诗的末尾，他引用《新约·腓立比书》一节著名的经文，反复诵唱：

“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

几年后，艾略特重返基督信仰，成为了英国圣公会的一名基督徒。

今年，最残忍的月份还是六月。因为它一开始是儿童节，屠杀纪念日之后，又是连续三天的高考。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一个预言。关于怨恨和慈爱，关于少年人和成年人，关于谎言和记忆，关于骸骨的复活，荒原的拯救，和“出人意外的平安”。

两周前，我收到一封中学生的信，叫我想起18年前的自己。18年来的个体苦难，甚至在下一代人身上仍在继续。我将这封信摘录如下：

王老师,我是一名高二的辍学学生。初二的时候是我的启蒙期，那时候看翡翠台香港的新闻，发觉和大陆这边的的报导模式很不一样。就这样连续看了一个暑假，然后从各种渠道弄到了一些书.从此改变了认识事物的方法，知道了新闻自由，民主，看到了国内教育的动机。初三那年，我在试卷的作文题提到了“六/四”，里面骂了共产党。试卷发下来后被学校开除了。那时我就在家里待了一学期。初三第二学期找了家学校参加了中考，上了高中以后听不下政治和历史课,一塌糊涂,整个高一和高二第一学期都在茫然中度过。高二第二学期就是年后，我就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去香港看了几天。回来后我又进去学校了,我不想回去，我在里面坐不下去,但是刚好这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于是我立刻表白，被拒绝了,再看看教室里的学生,看看讲台上的教育者,我心灰意冷,把心一横,离开了学校，到现在差不多有两个月了。

在学校时很反感,离开这段时间整个人又不知去向,真的很茫然,昨天晚上看了你的文章《在作弊中慢慢成长》,我感受良多,如果我现在在学校，这篇文章一定能激起我的激情，但是离开学校后整个人没了底气，看到你这篇文章觉得字字珠玑,可就是”狂”不起来了。这些日子我自己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不是否定你们,我坚决拥护自由,民主,思想独立.但是以我现在的体会，在中国年纪越小的人，越早接触这些东西对他在这个社会的立足越不利啊。明白的越多,书越读不下，成绩越烂，上不了大学,或者干脆没读完高中,出来社会。这样的人在中国可有立足之地,如何挣钱,没有钱如何生活。矛盾,一百个矛盾,王老师你说你在大学启蒙,现在我自己意志消沉,总爱往偏处想,有时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上了大学以后才接触到这些东西，因为那时已有了资本。哈哈,我这人现在一摊泥.想不明白,确实很矛盾,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最后我想说，我不后悔接触到这些真理。

这是我收到过最椎心、也最沉痛的一封信。老实说，这个世界我们负不了责。我们需要呼喊，也需要宽恕。需要被建立，也需要被医治。每一个人的“六/四”都是一场个别的苦难，从垂垂老矣的流亡者，到这个辍学的高二孩子。但是人子阿，骸骨能复活吗，罪人能被挽回吗，这个国家还要把多少人的青春期，拿来献给这个纪念日啊。

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

2007-6-3子夜，为下一代的孩子们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