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说，共产主义是对清教徒世界观的一次全面模仿。但它带出来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国家主义”或说“国家崇拜”的政法模式。回到处理永恒的问题，它的回答就是国家与永恒有关系，国家与永恒必须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国家就代表着永恒。这时你看见任何一种政体都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政体一定与宇宙论有关系，与“世界的图景”有关系。

举第一个例子，你来比较中美国旗。五星红旗是什么，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它对应着一个太阳系的，被简化了的太阳系的宇宙论。反过来说，宇宙论也从来不是单纯的宇宙论，宇宙论一定和价值观，甚至和政治哲学有关系。比如布鲁诺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现在大家以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好像布鲁诺是因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受到迫害的。其实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布鲁诺是从他的宇宙论，带出了他的宗教观，也是从他的宗教观带出了他的宇宙论。他同样是一个有神论者，他提出的宇宙无限论，和他的上帝无限论是一致的。但对无限性的一种片面强调就走向了一种泛神论，轻视了上帝的特殊启示和他的临在。布鲁诺的太阳神崇拜和他的科学研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布鲁诺和哥白尼一样，迷恋于古埃及人的太阳神和巫术崇拜，他认为日心说是太阳神崇拜将要复兴的标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其实布鲁诺有点像今天的何祚庥，是自然科学界的一个党内理论权威。“红太阳”不只是红色的太阳而已，“红太阳”是他的政治哲学。如哥白尼所说的，“太阳居于宝座上统治着它周围的星体家族”。这句话拿来解读五星红旗的宇宙论，再贴切不过了。罗马教会对布鲁诺的迫害当然是极其错误的。但你要知道，布鲁诺并不是为科学献身的，更不是为真理而献身。他是为着一种宗教价值观而被罗马教会判为异端的，这个价值观实际上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如出一辙，实际上是现代各种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的宇宙论基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先声。

然后你看美国的信条旗。很明显的，也可以看到一个银河系的宇宙论。太阳系是什么，就是所有星体围着红太阳转，而太阳占据了太阳系全部质量的99％。这就是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结构。51％的控股都不行，你一旦大起来了，太阳的引力就不够了。那秩序就崩溃了。所以你告诉共产党，说你政治上开放一点，没有危险。其实这话也不太真实。对共产党来讲，放开的确有危险。但不是人民有危险，是他自己有危险。银河系就不一样了，没有一个物理学的中心。我曾借两句中国古代的话来解释宪政，一句是论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一句是易经的“群龙无首，吉”。你看银河系就是群龙无首，这是他们难以理解的，没有元首怎么会不散伙呢？没有单一的中心怎么可能仍然有秩序呢？而且古人说这叫大吉大利。如果你再将眼光放在一个更大的世界图景中去，那么宇宙就更没有中心了，但显然更有秩序。这个秩序是物理的，也是超物理的，是物质的，但也是心灵的。这个秩序你根本想不通。专制主义就是一种日心说的宇宙论下的政体，宪政就类似于银河宇宙论下的秩序。至于宇宙秩序，我们人是无法想象的。那是超越在世俗的国家和法律概念之上的国度，我们至少应当保持起码的敬畏。

所以前段时间载人上天。我就想其实送谁上去最合适呢？其实该把九个常委射到天上去。上去一看，这个世界和我统治的那个不一样啊。这是什么秩序啊，怎么找不着开关啊。狗日的要怎么才能统治呢？他下来后就有两种可能，一是马上开始政体改革，把五星红旗砍了。第二就是集体自杀，因为想不通嘛。他的整个宇宙论和政体学说就一起崩溃了。

你再比较苏美两国宇航员的世界观也不一样。苏联的加加林第一个上天，他说我上去看了，没有上帝，人就是宇宙中最大的。上天一盘，使人变得更骄傲了。但美国的宇航员登月后却不一样，他被宇宙震撼了，就背诵圣经中的《诗篇》第8篇，“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你就看到，政体和宇宙论有关系，而宇宙论一定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任何政体学说，一定是一种整全的“世界的场景”的一部分。

再举第二个例子，就是死刑。我前段时间在法国访问，见到前司法部长巴丹戴尔，在座应有人知道他。因为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反对死刑的人权律师。曾经替6个舆论都认为必死的杀人犯辩护，以反对死刑的名义，把他们从绞刑架上救回来了。密特朗做总统时请他担任司法部长，废除了法国的死刑。我们谈话时他提出一个诱人的建议，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希特勒答应了那一年德国没有死刑。他说我要建议共产党2008年停止执行死刑一年。我说很好啊，中国古代一直都有赦免制度。《圣经》说，每50年要有一个“禧年”，这一年要释放全地的人，给万物以自由。这个“禧年”就和刚才说的“地不可永卖”一样，表明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而这一位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要拯救万物，赦免一切的罪。你观察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死刑，死刑制度里面一定包含了赦免制度——几乎只有1949年后的中国是一个例外。德里达曾说，欧洲的作家都反对死刑，比如雨果啊，加谬啊。但欧洲的哲学家都不反对死刑。为什么哲学家不反对呢，因为杀人的权力也和永恒有关啊。杀人是什么，杀人就是永久性的剥夺人的肉体生命，就是game over。死刑处理的其实就是永恒的问题。在欧洲哲学家们所建构的那些国家学说、政法学说里面，你会发现，一个不能杀人的国家，那还叫什么国家。如果你用革命的方法建立一个国家，结果这个国家到头来却不能杀人。那岂不是很荒唐，革命就是杀人的批发啊，就变得很荒诞了。

所以死刑的存在也具有政体上的意义。甚至具有宇宙论上的意义。对保守派的基督徒来说，《罗马书》13章说，世上的一切权柄都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也是国家受托在人间判决和执行死刑的，一个圣约下的正当性。但对一个无神论国家来说，死刑的存在，意味着国家在整个世界观的图景中居于一个中心的位置。意味着共产主义世界观对永恒问题的回答，就是“国家与永恒有关，国家就代表着永恒”。换言之，死刑意味着国家主义崇拜的诞生。这就是为什么宪法序言里，一定要写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到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宪法体制，是共产党人的世界场景的一部分。不能不写，不写就要垮台。这不是统治的技术问题，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史上第二种最完整的世界观，它凭着这样一个对世界场景的理解，来建立它的国家学说。所以它的宪法序言里，不能不讲宇宙论，不能不去描述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不能不去杜撰一个“创世记”。然后在这个图景中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摆在那个偶像的宝座上。所以回到死刑问题，你会看到凡是中央集权程度最深的，凡是国家主义崇拜最浓的，凡是主权者意识最强的国家，都很难废除死刑。法国在欧洲是国家崇拜最浓厚的，所以它也是欧盟最后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因为对他来说，死刑不是一个治安问题，死刑是国家的本质的问题。而在美国一些州，反对废除死刑的立场，则来自《罗马书》13章及整本圣经的一个管家神学的传统。死刑与政府在上帝之下受托的地位和权柄有关，而与国家崇拜无关。

第三个例子是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我们一开始都是自由主义者，我们都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否定它为历史架设的那种人为的决定论和末世论。它也有末世论的，就是历史必将终结于某种假设的社会形态。但波普尔在哲学上否定了共产主义对历史的看法。否定了它的末世论，也就是去掉了“时间”在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中的政治哲学意义。这就将共产主义的世界图景釜底抽薪了。所以在波普尔之后，共产主义的政治学说就彻底失去了那个强大的世界观背景的依托，用儒家的话说，就是王道没有了，只剩了霸气。

最后一个例子，再看近30年前的那一场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初邓小平这个讨论的意义，就是在世界观上公开认输。你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承认共产主义不是普遍真理，进而宣称这个世上根本没有真理，也没有永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翻译成文言文版本，其实就是“成王败寇”。没有一种价值是得胜有余的，是可以胜过时间、胜过一时一地的实践的。共产党以一种意识形态的理由杀了几千万人，然后说，对不起，我搞错了，其实这个世上没有超越于一切处境之上的普遍价值，连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不是。这话等于把当初杀人的理由都否定了，意思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从此一个完整的、赝品的世界观就被切割了，这句话之后，对共产党人和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们，同时都带来了幻灭。他们的世界观都不再是整全的和自洽的。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你在政治上反对一党专制，但你可能并不反对你在家里对妻儿的专制，或无法从这种专制中自拔。你所理解的政治学，跟你所理解的婚姻模式，是一个被割裂的、不同的世界场景里面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式的拼贴，你的世界是拼贴的，但你对国家却有一种貌似完整的、貌似真理在握的要求。你认为国家不应该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权力必须三权分立，但你却认为你仍是你自己的最高统治者。你要求这个国家向着每一个公民破碎它的主权，变成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你却不希望破碎你自己的主权，不管是在你老婆孩子面前，还是在所有人的面前。你也反对独裁者的“自有永有”，你却坚持认为自己就是“自有永有”的。你把世界切割成两半，然后用双重标准去追求自由。你看今天的中国，89年那种模糊的社会共识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人都活在各种残缺的世界观里，无法使自己的一切重新获得牢不可破的意义。每个知识分子好像都在忧国忧民，都想救世，却不知道怎么救自己。不知道怎么把自己从那个残缺的世界的图景中打捞上来，这就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每个人的欲望都和你一样光芒万丈，甚至包括胡锦涛先生。为什么你的人权非要摆在第一位，或“非如此不可”呢。你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那个废墟上，若不能重新看见一个整全的世界场景，那么在你对他人和时代提出的种种要求面前，你仍然是一个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