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怡

2007 年 2 月 8 日，柏林电影节揭幕。对二战的理解成为一个鲜红的主题。电影节主席克斯里克说，个人被孤立在一个全球化的当代，开始对英雄主义充满了新的企盼和诠释。这是指着伊斯特伍德的电影《硫磺岛的来信》说的。这位老牛仔一口气拍了两部关于硫磺岛的电影，另一部是《父辈的旗帜》。这是电影史上一种罕见的阵仗，分头描写美军和日军在一场人类史上最残酷的登陆战中，那些年轻人的生命和梦想是怎样被支付出去的。

1942 年 2 月的一天清晨，6 名美军士兵将星条旗插上了硫磺岛的最高峰。美联社记者乔·罗森塔尔在这一瞬间按下快门。18 个小时后，这 6 位年轻人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大旗英雄。这幅作品也成了美国新闻史上一副著名的画面。六位战士插旗的雕像，至今矗立在华盛顿广场上。英雄、战争、国家与荣耀，在二战的最后阶段，这些遥远的观念终于赢来一个活生生的图腾。在这场双方阵亡 75％的战役中，其中 3 位大旗英雄活着回到本土，随后代表政府在各地奔波，发表演说，处处万人空巷，成功地为联邦政府募集到了 240 亿战争债券。这部电影颇使我惊讶，原来二战中，战争的传媒化与商业化运作，已是如此精致。罗森塔尔说，“如果你能拍到一张够劲的图片，你就能赢得一场战争”。想到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希特勒的演讲，以及斯大林等后来居上的独裁者们。你同样可以说，“如果你能拍到一张够劲的图片，你就能发动一场战争”。

这部电影有着复杂的主题，超大的胃口，使一位老而弥坚的导演几乎无法驾驭一部史诗。政治、传媒与战场，这三样都是一种“去道德化”的技术力量。它们一边煽动，一边遮蔽，当战争的正义性被煽动到一种极致时，正义就开始退场了。死亡、罪孽与虚荣，这三样真相就被暴露出来。当一个英雄被宣传机器偶像化，英雄就成了呕吐的对象。导演的蒙太奇手法很棒，把整部电影包裹在至少三层的倒叙当中。每一盘辉煌地登台亮相，英雄们一转头，就回到了硫磺岛，听见嘶喊和枪炮。这使印第安士兵海斯再也无法忍受周游全国的宣传，他开始酗酒、呕吐，越发的不像一个英雄。

另一位机警的士兵，却游刃有余地学会了利用偶像化的机会。第三位士兵冷眼旁观，终老故里，从此对家人隐藏了自己的前半生。他的儿子在父亲临死前翻箱倒柜，才发现了父亲的记忆与荣耀。他开始采访六位战士的家人，5 年前写出了这部电影的原著，登上全美畅销书榜的《父辈的旗帜》。

有人说这部电影是反英雄主义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评论却颇为中肯，“影片阐述了从时刻准备制造英雄的战争文化中提取英雄主义，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回想幼年记忆中那些红色英雄，这一评点已足够精彩和沉重。但这似乎并不是伊斯特伍德的诉求。对他来说，“英雄”不是一个过滤词，而仍是这部电影唯一的关键词。是的，老牛仔一层层地剥掉意识形态的煽动性，将那些忧伤而无辜的年轻人呈现了出来。但老牛仔依然是牛仔，依然无限深情地称赞这些活在“最伟大年代”中的年轻人，是真正的英雄。

其实人类史上，始终有两个被赞美的方向。一是英雄，一是圣徒。英雄是命运的承担者，所以尼采说，“在英雄的周围一切都成了悲剧”。而圣徒却是道德价值的承载者，圣徒的光辉是身在天国却回首人间的信、望、爱。英雄是古希腊的文化榜样，圣徒是希伯来的文化榜样。英雄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勇气，圣徒令人动容的是勇气的方向。

自从诺克斯和路德被卡莱尔称为“圣徒英雄”之后，英雄般的圣徒或圣徒式的英雄便开始在人类社会中断裂了。文艺复兴的实质是希腊精神的归来，欧洲人厌烦了基督教的圣徒模式，他们要回到被基督化之前的希腊精神。一种是属于理性主义的柏拉图精神，一种是属于非理性主义的“酒神精神”。于是“英雄”就逐渐成为对圣徒的道德性的否定。“舍己”本身越来越显赫，为什么舍己却变得不重要了。因为“舍己”已被当作了一种自我投射的偶像崇拜。

福音书中，基督要求他的门徒舍己，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位老诗人告诉我，他年轻时，许多进步学生纷纷在诗作中写下这个句子，然后投笔从戎，去寻找地下党。

二战其实是一个消灭英雄、而不是制造英雄的时代。启蒙运动以来，当人宣称上帝已死，圣徒开始被英雄顶替，人们一天天地觉得，自己快要步入一个黄金时代。赛先生、德先生，仿佛就是阿基米德要找的那个可以撬起地球的支点。但两次世界大战，却粉碎了这一人文主义的梦想。

1922 年，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在共产主义兴起与法西斯兴起之间。艾略特写下了被誉为现代诗里程牌的长诗《荒原》。诗中采集二千年欧洲文明的各种意象，来表达那一时代人类精神的幻灭与虚空。第一句就很有名：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在死去的土地里
混合着记忆和欲望
全诗最惊心动魄的场景，是借用《旧约·以西结书》记载的一个异象。当以色列人因他们的悖逆受到神的审判，先知以西结割下他的头发和胡须，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预示以色列人将有三分之一死于灾荒；三分之一用刀砍碎，预示着另外三分之一将死于战火；三分之一随风飘散，预示最后三分之一终将流离失所，被掳他乡。

在如此绝望的年代，先知以西结被耶和华的灵引导，被放在一个布满骸骨的平原上。先知说：

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

他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能复活吗？

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

二战也是那样一个令人绝望的年代，不是战争带来了幻灭，战争本身就是幻灭的结果。在人类最大的一个沙场上，英雄们不是被杀死，就是自杀了。1940 年，德国学者本雅明写下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历史的概念》，仿佛理性主义时代的一首挽歌。他说：

据说曾经有这样一部机器，它构造得如此巧妙，可以应对任何一位棋手的每一步棋。并肯定能赢得棋局的胜利。一个身穿土耳其服装、口叼水烟袋的木偶坐在棋盘边，而棋盘则安放在一张大桌子上。一组镜子使人产生幻觉，似乎这张桌子从各方面看都是透明的。而实际上一个驼背侏儒——一位象棋大师——藏在木偶的身体内，用线牵动木偶。人们可以把这部机器想象为哲学的对应物，赢棋的始终是那位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木偶。若它让神学为自己服务，便可以毫不费力地与任何人匹敌。

本雅明看破了这个唯物主义世界的溃散。在友人帮助下他准备逃往美国。9月的一个黄昏，他终于到达法国与西班牙接壤的一个边境小镇。却被告知西班牙的边防将在第二天关闭，不再接受法国来的难民。在这一荒诞的转折中，本雅明看不见任何救赎的可能，犹太先知以西结的异象，似乎和眼前这个世界已经无关。当天夜里，这位犹太裔思想家就吞枪自杀了。

本雅明、海明威、茨威格，这些文化英雄们，走在荒芜路上的文艺复兴的继承者和反叛者，竟没有一个能在这场战争中摆脱自杀的悲剧。

曾经在那布满骸骨的荒原上，先知以西结对着骸骨发预言，叫他们复活。他
说：

主对我说，人子阿，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阿，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先知的这一异象，在以色列民族的灾难与诅咒中，预言了未来的复兴。20 世纪初的艾略特，却在《荒原》一诗中悲伤的回应说，“人子阿，你不能说，也不能猜。因为你仅仅知道一堆支离破碎的意象”。从先知的异象到诗人的意象，就是从一副满有盼望的图画，到一堆支离破碎的片段。当斯宾格勒如先知般写下《西方的没落》，艾略特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回到古典时代，去寻找荒原的拯救。在这首长诗中，他将人类永恒的苦难与灵魂的当下处境熔为一炉。尽管没有给出拯救之路，但在诗的末尾，他引用了《新约·腓立比书》中一节著名的经文，反复地诵唱：

“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几年后，艾略特回归信仰，成为英国圣公会的一名基督徒。

今天我们对二战的纪念，如果依旧是英雄般的、道德性的和人文主义的，那么二战中的年轻人就那样白白的死了。假如没有二战，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和他们手下的将领们，将一如既往的被镌刻在人类的英雄榜上，成为万人敬仰的枭雄。但是二战以几千万年轻人的性命，如此惨烈的一个荒原，从地球上摧毁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以来的一种英雄史观。这样去理解日本的靖国神社，它的本质就是一种不肯退场的英雄主义。亚洲对日本的持续批评，可惜迄今为止还是被放在一个家仇国恨的背景上，而不是被放在一个全人类的荒原，及二战后一份普世价值的遗产当中。二战如果值得颂扬，值得颂扬的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经过灾难与诅咒，一个“祛魅”的现代社会重返上帝的圣言，在联合国大厦的门前，人们刻下《旧约》中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但是伊斯特伍德却是古典英雄主义在好莱坞的一个堡垒。当他将传媒和政治对三位大旗英雄的煽动性宣扬一一扒掉后，他对美军士兵的敬重，便落入了一个相对主义的陷阱，成为对一种无方向的舍己激情的表彰。如果和古希腊的诸神世界一样，英雄就是对命运的担当，那你就不能不同时表彰那些在死亡面前更加庄严的日本士兵了。硫磺岛上 22000 名日本军人，几乎全军战死或自杀，没有一个缴械投降的。除了“911”中的基地恐怖分子，哪个团伙还能与他们的勇气相匹敌呢？

死在硫磺岛上的孩子们，留下父辈的旗帜。尽管每一个被付出的生命都值得怀念，但被砍掉的旗帜，千万不要再举起来。《硫磺岛的来信》这样的电影，仿佛政治正确的人道主义，但在我看来，却是对英雄主义的一次危险的缅怀。人总是喜欢牵挂自己的荣耀，连一场浩劫也有太多东西叫人放不下，叫人津津乐道。当我还是高中生时，最兴奋的就是和伙伴讨论每一场战役的将领、编号、伤亡和战术。最爱看的，就是二战电影里最漂亮的纳粹军装，和他们的克朗宁手枪。

危险就在这里，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是被视为对国家主义的否定，却被视为对国家的一场献祭。不是被视为造物主的一次审判，却被视为个人在命运面前无畏的勇气。于是连死亡与毁灭，都成了人类骄傲的本钱。

或许晚年的伊斯特伍德，孤独得有点像晚年的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那个永不言败的老人面向大海放下鱼杆，心中想，快快入梦吧，但为什么呢，如今梦中只剩下了狮子？

被割裂的世界成为荒原，人文英雄一去不返，剩下圣徒在远方祈祷。而梦里只剩下狮子的海明威，最后也如本雅明一样举枪自杀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如柏林电影节，对一个绝望的生命来说一钱不值。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