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电影里激动的说，当国旗换成绿色，自由依然遥不可及。英国导演肯·罗奇的这部政治电影，在今年 5 月染绿了金棕榈大奖。它的每一个镜头几乎都是绿色的。爱尔兰在 1921 年成立自由邦，它的三色国旗，绿色象征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古代凯尔特人的后裔，给这个世界带来音乐、诗歌和神秘主义。橙色代表新教徒的英格兰人，连位置也恰好，绿色是左派，橙色在右翼。中间白色，有人说象征着双方对永久和平的盼望，也有人说，这表明唯有死亡才能跨越族群、宗教和政治的鸿沟。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世上的著名导演，很少有人不是左派。电影史上，大多数涉及信仰与救赎议题的伟大影片，都出自地图上的两个位置，北美和北欧。美国从 1913 年的《耶稣传》开始，便乐此不疲地拍摄圣经和福音电影。电影艺术发源地之一的北欧也是如此。从瑞典导演之父维克多斯特·史约罗姆 1921 年的名作《鬼车魅影》开始，丹麦和瑞典也出了许多关切宗教信仰的电影大师，尽管也掺杂着他们的怀疑。欧洲文明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几乎被砍为两段。不列颠岛（爱尔兰除外）、斯堪的亚维纳半岛及中北欧，都是新教国家，尤其是英伦三岛和北欧五国，构成了欧洲孤悬海外的一部分。一个在人文主义启蒙中坚守着信仰维度，依然渴求着救赎可能性的一部分。正是这一部分在近代洪水般地流传到了美国。中西欧的主体则在天主教会的衰微与妥协下，构成了一个“以人为本”的世俗精神的部分（尼德兰、波希米亚和瑞士德语区除外）。于是电影史上那些怀疑、亵渎、藐视和弃绝信仰传统的著名影片，几乎都出自这里。戈达尔、布列松、布努艾尔、侯麦，安东尼奥尼、贝托鲁奇，等等。一连串电影史的显赫名单，几乎都是无神论者。
当然布列松有些不同，他是欧陆电影圈里最接近英美和北欧宗教精神的导演。也是在我眼里最伟大的欧陆导演。他的影片对存在虚无的体验在欧陆是独一无二的，也常隐含着苦难与救赎的主题。尽管只是存在主义的、西西弗式的“救赎”。而且也在人与上帝的救赎关系，及人与社会的左翼情结之间飘摇不定。但还是足以让“电影手册”派的巴赞仰天长叹了，“布列松是否向我们揭示出了上帝的另一面”？布列松的第一部电影《罪恶天使》，讲述一群修女感化蹲过监狱的妇女。他也拍过著名的《乡村牧师的日记》和《圣女贞德》。法国人赞美他，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迫使灵魂脱离了肉体”。在法国人看来，布列松电影中的那些灵魂，已经离地三尺，飘忽得足够高了。于是连戈达尔也说，“罗伯特·布列松之于法国电影，就好比莫扎特之于奥地利音乐，陀斯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不过，布列松虽然超出那些左翼的无神论导演太多，还是无法超出欧洲人的哲学监牢。从攻占巴士底狱的那一天起，这一哲学监牢就牢不可破。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孟德斯鸠、贡斯当和迈斯特这样的人了。
前段时间和朋友聊天，说起电影史上那些被吆喝为大师的导演，至少有 80％都是糊里糊涂的左翼人士。伟大导演的队列，很难找到一两个右翼保守主义分子。朋友说，文学家不也是如此吗。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假如人们从小就通过文学作品（及电影）去认识世界，这种认识是否已存在着一种难以纠正的偏差？我们心目里的世界场景，是否在本质上已被文学化。而被文学化的意思几乎在 80％的程度上就是被左翼化，被浪漫化，被革命化，以及被反宗教化？
因为这世上 80％的左翼导演，几乎百分之百也同时是无神论者。欧陆的电影大师们，至少有一半曾是共产党员或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而在北欧和北美的电影棚里，尽管也人人是左派，却几乎找不到共产党人。虽然在麦卡锡时代，美国也曾勉强揪出过“好莱坞 9 君子”。
从信仰的角度看欧洲大师的作品，往往令我格外沮丧。因为无望的深刻是一个陷阱，构成理性的牢房。而人文主义式的深刻翻一个面，就成了浅薄。
这位年过古稀的英国导演罗奇，是早就盖棺定论，在威尼斯得过终身成就奖的。他也是一位典型的左翼导演。早年在牛津大学研修法律，一生拍片 16 部，多以爱尔兰题材和对底层的关注著称于世。罗奇关于爱尔兰的上一部影片《致命档案》，怵目惊心地描写英国一度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杀无赦”策略。这部《风吹麦浪》一开头，也是英国的“黑与棕”部队逼供爱尔兰平民。一个 17 岁的倔强孩子，拒绝以英语回答，被拖入草房活活折磨死了。他的母亲一直痛苦地叫喊着，“他叫米哈奥·沙利文，他叫米哈奥·沙利文……”。影片主角戴米恩的女友，是沙利文的姐姐。戴米恩也在一旁喊，“他才 17 岁，他什么也没有干”。葬礼上，沙利文的母亲唱起了这首哀伤的爱尔兰民谣《风吹麦浪》。之后，戴米恩就不去伦敦当医生了，他转变想法，和哥哥泰迪一起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
随后，电影将又一场该隐杀亚伯的悲剧，如风吹麦浪一般，高低起伏却不动声色地讲了出来。
若不太了解英伦三岛的历史，很难将令人厌恶的左翼激进主义，与一个值得尊重的自由梦分别开来。就电影史而言，描写爱尔兰共和军领袖迈克尔·柯林斯的传记片《傲气盖天》（港译），可当作这部电影的一个前传，而《血腥星期天》、《因父之名》和《哭泣的游戏》等名片，则可当作续集看。当年的“黑与棕”部队就像发生虐俘丑闻的美军一样，的确越过了权力的底线。不过，英国政府从退伍警察中招聘的这一支身着黑色或棕色军装的雇佣军，其实是全球第一支“反恐”特种部队。在一战之前，爱尔兰籍议员组成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党，一度主导着温和的自治运动。当年德国对英国宣战后，他们立即宣布暂停自治运动，站在英国和协约国这一方。邱吉尔曾在回忆录中感叹，尽管“爱尔兰的心脏从未与不列颠的心脏以同一节奏跳动过”，但“不列颠国民将永志不忘爱尔兰人的这一道德抉择”。
这时，激进主义势力就在爱尔兰趁机而起了。新芬党主张以暴力革命争取独立，他们在政治上倾心于左翼的社会主义道路。1916 年的复活节暴乱失败后，柯林斯放弃游击战，首创了现代的恐怖主义手法，即对英方的非武装人员进行暗杀、爆炸和袭击。从此解决爱尔兰问题的钥匙，就传到这样一批人手上。自由和公义是他们的旗帜，仇恨和诅咒却是他们最迫切的动力。“你很容易知道自己反对的是什么，却很难知道自己盼望的是什么”。邱吉尔晚年撰写《一战回忆录》时，仍掩盖不住对 1920 年暗杀运动的厌恶，他接着写下，“这种事真是罄竹难书，我不想再进一步用它们来玷污本书的篇幅了”。
与此同时，一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也从剧场中蔓延出来。1923 年，爱尔兰诗人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叶芝在理智上一直反对新芬党的暴力主张，但却没法不被一种悲剧主义的美所吸引。一位新芬党的女革命家令他终生爱慕，不能自拔。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英雄和美人在诗人身旁竖起了旗杆。叶芝在《1916 年复活节》一诗中，这样写道：
“现在，或在将来的时刻，那所有披上绿色的地方，都变了。都已彻底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一切政治上的左翼思想，都起源于类似的审美观。并以这样的审美观去涂抹公义。不过，叶芝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仍然维系住了他的保守主义。尽管他不曾亲眼看见爱尔兰共和军在这一百年间制造的数千起恐怖事件，或看见 911 和中东的人肉炸弹，但他仍然在新芬党所鼓吹的那种崇高感中，看见了一个背后的魔鬼。叶芝借用《圣经》中基督再来之前，必有敌基督者降临的记载，在诗作《第二次来临》中，表达了对这种“可怕的美”的忧虑：
“什么样的野兽，终于等到它的时刻。懒洋洋的走向伯利恒，来投生？”
2006 年 9 月，北爱尔兰的新芬党终于宣布放弃暴力和恐怖策略，爱尔兰共和军在国际观察团的监督下，解除了别在腰间长达 90 年的凶器。布莱尔也宽宏大量地说，我们不要把爱尔兰共和军与基地组织相提并论。因为“前者从未想过一次杀死 3000 平民”。跨越白色的永久和平似乎显出了曙光，这正是罗奇拍摄《风吹麦浪》一片的时代背景。
如邱吉尔说，“仇恨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就如强酸在化学品中的角色一样”。戴米恩和泰迪两弟兄的故事，其实是爱尔兰独立运动的一个缩影。当初该隐杀亚伯，或克劳狄斯弑兄娶嫂的时侯，他们或许做梦也没想过，竟然可以一个崇高的名目来为杀人辩护。到了法国大革命，罗兰夫人开始在断头台上疾呼，“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从此弟兄相残，在一种“可怕的美”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疑似正当性。
戴米恩亲手处决了儿时的伙伴，将他葬在一间教堂。他母亲和戴米恩默默走了几十里路，找到儿子的墓。这位母亲转头对戴米恩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随后戴米恩又与哥哥泰迪发生了分歧。泰迪的形象几乎是柯林斯的一个翻版。在1921 年，英爱达成停火协约。谈判中柯林斯出人意外地改变他一贯推崇恐怖主义的立场，同意爱尔兰成立自由邦，继续留在君主制内。北方以新教徒为主的 6 郡则留在英格兰。共和军因此发生分裂。泰迪是游击队的军事领袖，他愿意接受协约，戴米恩却顽固地坚持武装统一全爱尔兰。这个曾经的医生流露出苦毒与怨恨的目光，如果有一个理想、有一个公义是那么夺目，甚至逼着自己杀死了幼年的玩伴。那这个理想怎能容忍一丝妥协，怎么可以不完美呢？我想对戴米恩来说，接受停火协约，就意味着当初杀死朋友的辩护理由荡然无存。如果到头来是可以妥协的，为什么我的弟兄当初一定要死？
共和军内部面临冲突，影片开头逼供的那一幕，又发生在并肩作战的爱尔兰人之间。沙利文的母亲再一次不住叫喊，“我曾收留过你们，你们曾在我的家里吃过饭”。这一次轮到泰迪指挥行刑队，亲手处决了自己的弟弟。戴米恩活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他必须以死向死去的朋友表明一件事：当初杀你是正确的，为了这个正确，连我自己也被哥哥杀死了。
当初，摩西离世之前曾召集以色列人，向他们重述耶和华神如何领他们出埃及，而以色列人又怎样悖逆他们的神。摩西告诫他的人民说：
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
但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偏行已路，不再相信一个超验的公义，而将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当作公义。把自己当作宇宙的立法者。1894 年，康德曾这样断言，“每经过一次革命，启蒙的种子都发出更茁壮的幼芽”。左翼思想就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私生子。它在人与人的不平等中高举“公义”的旗帜。却将公义的源泉赶出了人间的舞台。人根深蒂固的罪性，也被当作一个古老而愚蠢的念头抛弃了。人类史上，从未有过复兴与启蒙以来这么骄傲的人。耶稣在“主祷文”里，曾教导他的门徒要这样向天父祷告，“愿你的国（kingdom）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英国革命中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激进派主张，要把这句祷文改成“愿你的共和国（republic）降临”。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也教导门徒不要为饮食忧虑，他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到了 1807 年，黑格尔这样说：
首先谋求衣食，神的国将自动莅临你们。
戴米恩死后两年，在中国苏州，一个叫彭国彦的年轻人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几十年后，他的女儿、北京大学的学生林昭在狱中被枪决。革命亲手杀死了它的儿女。罗奇的左翼立场在这部电影中确实淡化了不少。哀伤胜过义愤，并非不是好事。他在获奖感言中说，“一旦我们敢于说出历史真相，我们就敢于说出当下的真相”。并说他的影片是要反思伊拉克战争。
曾经，在英国人的监狱中，戴米恩抱着受伤的哥哥。狱卒问，“你认识他多久了”？他回答，All my life。台湾著名的影评人成英姝说，这世上还有何处能比台湾，更能体会这一情节的催人泪下呢。
美国诗人奥登怀念叶芝，曾写下这样温暖的句子，“辛勤耕耘的诗歌，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但在诗人的世界，如在革命者的世界，风吹麦浪，人类一无所获。世界不公，我也不义。看完电影，我想起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颠沛一生，到老回答埃及法老的问话时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话可以说得很苍凉，很怨恨，也可能说得心静如水。但没有人像雅各那样，在一位君王面前把话说得如此有王的风采。说完，雅各就起身为法老祝福。在他看来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我在世上虽一无所获，但我要为一个什么都有的君王祝福。
就像大卫来到巨人歌利亚面前，手上除了弹弓，什么都没有。但大卫说，你攻击我，有刀枪和铜戟；我攻击你，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这样的话，会让当初从教堂里愤然离开的戴米恩，在死荫之地失声痛哭吗？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