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离开你们近一个月，心里常常想念。我们一行有17位城市家庭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几位宣教士，住在曼哈顿对岸的公寓，平日天天坐地铁过河，去“救赎主长老教会”学习。有许多想和你们分享的，也为着许多供应、眷顾向主感恩，心里就像一首圣诗所唱，“愿我有千万舌头”。

在纽约街头，听见按喇叭的声音，就十分亲切，好像回到了成都。这里几乎感受不到基督教社区的气息。上世纪60到70年代，大量的白人基督教搬离纽约市区，一个逃离城市的运动，把纽约留给了撒旦。一百多年的老地铁，白人越来越少，车厢里都是亚裔和非裔人。Tim Kyle牧师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实践神学教授，他40岁应邀来纽约植堂，开创了改革宗长老会（PCA）最大的一间堂会，有5000名信徒的救赎主教会；他呼吁福音派信徒和传道人回到大都市，倡导一场以福音为中心的城市植堂运动。他们的植堂中心，已在纽约帮助建立了70间教会。20年后，纽约出席主日崇拜的信徒比例，也从比成都更低的0.48%，升到了3.5%。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911成为了上帝拯救纽约的一个日子。世贸悲剧后的第一个主日，有超过30%的纽约人涌入教堂。这座全球的罪恶之都，重新开始被基督的福音更新。弟兄姊妹们，我想说，我们也正经历着恩主测不透的恩典。如果说，911是福音在纽约复兴的转折点；感谢主的怜悯，让汶川大地震也成为他的独生爱子在成都复兴的转折点吧。

几个周六，都有外出安排。离开纽约，向西、向南开车几小时，就进入了被称为“圣经带”的基督教社会。先去波士顿，一路参访了福音派的高登康维尔神学院，哈佛、麻省和耶鲁的神学院。新英格兰地区是当年清教徒抵达美国的第一站，如今波士顿是全美文化教育中心，却不再是信仰中心。换言之，信仰和文化已经撕裂。最直观的例子是哈佛法学院的楼顶，刻着《出埃及记》第18章的经文，“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作的事”。这是《申命记》6章9节说的，当把神的话语刻在门楣上。哲学楼的门楣，也刻着《诗篇》8:4：“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多么美啊。多么大的恩典，白白降临，又被丢失； 。如今，负责哈佛大学教堂的牧师，是一位同性恋者。波士顿的撒冷街，霍桑曾在这里写下《红字》。1620年，公理会和长老会的清教徒在普利茅斯登陆，建立了美国第一间教会——而今，竟沦落为一位神论和泛神论者的寺庙。1629年，清教徒们建立了撒冷街教堂。200多年后，他们成为美国第一间差派海外宣教士（印度、缅甸）的教会——现在500多个座位的老教堂，主日只有200位信徒出席。我们几位传道人坐在长椅上祷告，忍不住哭出声来。

也去了宾州，参观阿米绪人（门诺会）的农庄。在宁静的乡村，忽然出现一座恢弘的基督教大剧院，门口的雕塑，狮子与山羊同卧。当晚，“使者”机构请我们在那里观赏歌剧《约瑟的故事》。有超过五千人，开几小时的车来这里。我无法形容这场歌剧带给我的震撼，只能说，美哉主耶稣，惟有你智慧充足，全然美丽。

从成都到纽约，我再读《约伯记》。正是在夺目的患难中，约伯说出了那句伟大的信仰告白，“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19:25）。

感谢天父，他使我眼里处处看见主作工的痕迹，使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使我心里想起你们每一位的面容，也使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挂念你们的弟兄王怡在纽约问安2010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