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 年前的塞纳河畔，巴黎圣母院，一群工人小心翼翼地在石垛之间安放那扇著名的玫瑰花形的玻璃窗。光照在黑暗里，被分解为天国的色彩；其中一缕，按着一个亘古之前的意志，奔向左岸的绣针桥。一位法学院学生，在那里与人争辩十字军东征的事。他抬头看见被分解的光，感到昏眩。多少年后，他穿上了比玻璃窗更加斑斓的袍子，成为那个把教宗职位推向至高的英诺森三世。哥特式建筑不用再追求向上仰望的高度了。从此，教宗们用头上桂冠的高度，代替了教堂的高度。

215 年前，几千名无知的巴黎民众，涌过绣针桥，砸烂了圣母院正门上 28 位以色列王的塑像。他们以为那是以往的法国国王。另外一群有知识的暴徒，在国民大会聚集。他们决定将巴黎圣母院更名为“理性之殿”。一个叫嘉德的巴黎女优，打扮成希腊女神。人们装扮成古罗马人，把她扛在肩上，赶在断头台之前，经过绣针桥，扛进了圣母院。从那时开始，巴黎不要耶路撒冷了，它一心回到雅典，不惜通过罗马的铁蹄。

204 年前，拿破仑，那个科西嘉恶棍的铁蹄，果然经过这桥，进了这殿。有一个瞬间，他骑马经过当年英诺森三世走过的位置，也被那一缕透过玫瑰花窗的光刺了眼。几小时后，他在祭坛前抢过教皇手上的皇冠，自己戴上。

拿破仑曾说，有两样事，是只能用、不能看的。一是法律，二是香肠。其实还应加上一样，就是《箴言书》说，“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这些都使大地震动。理性压过信仰，婢女接续主母，接着仆人就坐在了王的宝座上。

177 年前的塞纳河畔，一样的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人们向议会呼吁，拆了这座破落的哥特式教堂，可以周济穷人。这年，圣母院北钟楼的一个暗角里，几百年前的同一缕光照进来，使雨果看见了墙上刻着的希腊单词：“命运”。他的灵魂摇摇晃晃地回家，写出了伟大的《巴黎圣母院》。

在里面，游吟诗人这样唱到，“人类企图攀及星星的高度，镂刻下自己的事迹。在彩色玻璃和石块上面，信仰的时代已成云烟”。

70 年前，希特勒向波兰宣战。另一个法学院学生、21 岁的伯尔曼正在德国停留。他和无数人和无数马铃薯、牲畜和货物一样，对世界充满了绝望。伯尔曼连夜逃难去法国。在火车上，一缕微弱但确定的光，透过月亮的辗转，和平淡无奇的玻璃，照在黑暗里。伯尔曼在异象中看见一幅充满悲痛、哀愁和伤痕的耶稣像。他猛然醒觉，说“我没有资格陷入这种绝望中，因为那背负人类命运重担的不是我，而是神自己”。

凌晨的塞纳河畔，一个将来成为著名法学家的年轻人，从巴黎火车站出来，一路步行，走过绣针桥，跪在圣母院内，作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祷告。

19 年前，一群滞留在巴黎的中国学人，相约去参观圣母院。多年后，他们中的一位对我说，当看见玛利亚抱着的圣婴，他想起故国家园，不能不跪下去，不能不痛哭莫名。

1 年前，我终于经过绣针桥，在圣母院观摩了巴黎大主教主持的一场弥撒。长达两个小时，几乎背对着 9000 名信徒和旅游者（当初清教徒对英国国教提出的六点改革之一，就是牧师的脸应转过来对着会众），几乎没有讲道（天主教教堂的中心是祭坛，以栅栏围着，与会众隔绝。加尔文所作的就是拆去栅栏，在祭坛的位置设立讲台）。

最后，教士们领了杯（天主教的弥撒，只有教士才能领杯，信徒只能领饼），人们一一过去，跪下，由主教将饼喂给每一位张嘴的信徒。在这座 800 年的古教堂，我低头为巴黎祈祷，然后起身，离去。沿着塞纳河畔的书画市场，走了一遍，想买一幅耶稣钉十字架的油画。结果，除了裸体的女人，我连一幅都找不到。

2008-03-10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