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足球的逻辑说，所谓偷渡就是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成功地造一次越位。桑地亚哥小时候从墨西哥偷渡美国，他心爱的足球滚落在铁丝网下。爸爸焦急地喊他：别管那只球。十年后，在进军欧洲杯的赛事中，足球被新秀桑地亚哥一脚踢飞，滚进龙门。
《一球成名》是为 2006 年世界杯量身订做的电影。银幕上的足球故事，往往比世界杯严重得多。或者说世界上的越位，远比世界杯惊心动魄。从足球到电影，从革命到信仰。人们向着标杆直跑，却又不断回头。球和球门的暧昧关系，激发了人们眼目的情欲。禁区和越位，两个术语就把人一辈子描写殆尽。所以伊朗的穆斯林们在地震过后，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卫星天线，坐在颓垣败瓦上收看巴西队的比赛。这是阿巴斯的电影《生生长流》。另一个伊朗少女为了混进球场看球，在脸上贴满胡子，结果还是被雪亮的眼睛挡获了。这是 2006 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银熊奖的《越位》，这种越位比偷渡更不可接受，因为那些不穿制服的警察，比穿制服的更不宽容。
以导演们的偏见看，这个世界折腾了两千年，似乎只剩下足球使全人类高歌。同时吸引了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光荣与梦想。也同时拥抱了贫富不均的三个世界，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提供了一个甘心情愿的 PK 台。在不丹的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中，当一个小喇嘛爱上足球，他竟然在寺庙中非法集资，把电视机扛上了喜马拉雅山。
2005 年的《激情》是一部关乎足球与革命的电影。1917 年的俄罗斯，几个年轻人在两种政权之间踢球。他们的激情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显得特别庸俗，在穷街陋巷到处拉场子，偶尔也和东正教的神甫们来一场，赢它几个卢布。直到这个民族把圣彼得堡踢成了彼得格勒，又把彼得格勒踢成了列宁格勒。直到把耶稣基督的门徒踢成了马克思的学生。
足球的严重性实在毋庸置疑，这边的荀子说，“足寒伤身，民寒伤国”。那边犹太人的先知但以理，预言说罗马帝国是一个强大的铁巨人，唯一弱点就是不能踢球，因为它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当一个足球踢中罗马，犹如勇士射出的箭，一个帝国就崩溃了。
如果看过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大概还记得那句怪怪的腔调：“球不是这样踢的”。其实球的确不是拿来踢的，是拿来填充梦想的。但球门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就像我们内心涨痛的部分。球也不是拿来成名的，球是拿来成全的。1961 年的《胜利大逃亡》也许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部足球电影，因为没有比在纳粹集中营中更值得被踢起来的球。最后一球代替了最后一枪，足球仿佛圣灵的鸽子，将希望停在它所喜悦的人身上。就像风随着意思吹，一些人在足球场上奔跑，另一些人的目光不知该随着运动员移动，还是随着足球移动。随着前者跑的，成了无神论者，随着后者跑的，成了有神论者。一些人信仰，一些人崇拜那些有信仰的人。
当革命和战争的阴影退去，列宁格勒又成为了圣彼得堡。踢球的人们就向着两个极端分化了。一部分人走进 2005 年的另一部电影《足球流氓》，他们认为这世界没有裁判，也没有越位可言。人做什么都是可以的，谁吹谁就是黑哨。另一部分人开始学会祷告。1954 年的伯尔尼世界杯上，很多德国人在夜里祷告，给这个战败国一个奇迹吧，如果下雨，明天或许可以战胜世界最强的匈牙利队，虽然它刚以 8 比 2 狂胜过我们。结果第二天真的下雨了，德国队奇迹般地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冠军。打仗不如踢球，整个国家被这场胜利冲昏了头脑，德国的经济和自信心也像浪子和亡羊，白白地失去，又白白地回来了。2003 年，德国人把这个故事拍成了一部感恩的足球电影，《伯尔尼的奇迹》。
在《一球成名》中，桑地亚哥踢出那一球之前，就像世界杯上许多球员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十字架，开始亲吻。桑地亚哥像极了巴西队的球星卡卡。卡卡幼年折断腿骨，医生告诉他终生不能踢球了。几年后他却奇迹般地重返赛场，并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卡卡进球之后必双手举天，绕场高呼耶稣基督的名字。四年之后，韩国队里的基督徒也出人意外地，从上届的 6 人增加到这届的 12 人。每当终场的哨声吹响，一大串韩国球星依次跪在绿茵场上，低头或举目祷告。2006年的夏天，这一幕来不及拍成电影，猝不及防地令众多铁杆球迷、电影工作者和倡导“疯狗精神”的中国教练，感到十分尴尬。
连伊朗队也开始越位了，不但上回看台上出现了女穆斯林，2006 年世界杯的首发阵容中，更有一名基督徒穿上了这个国家的队服。在乐观的人看来，这世界距离巴勒斯坦人冲进奥运村枪杀 8 名以色列运动员的慕尼黑惨案，就像已过去了300 年。但在悲观的人眼里，诸神之争已烧到了球场。我们这一生怎样才能不被偶然性所威胁？足球至少给了看它的人两个答案，一是赌博，一是信仰。
我爱巴西队，就是爱他们的祷告。巴西队拥有 7 名基督徒和一名牧师，他们赛前的祷告比他们所有的比赛更动人。他们不求自己的胜利，而是说，上帝啊，哪一支球队最愿意将荣耀归给你，就让哪一支队赢得世界杯吧。巴西队定作了一件写着“耶稣爱你”的 T 恤，无论每一场是胜是败，卡卡和他的弟兄们都会换上这件 T 恤，绕场一周。哪怕是在决赛失利，与冠军擦肩而过之后，转播镜头掐去了失败者的反应。后来一位记者感叹说，巴西队这些可爱的男孩们依然拿出了这件 T 恤，不但向在场 6 万名观众展现了他们的失败，也展现了他们的信仰和他们作为亚军的荣耀。
巴西队的精神，叫我想起一部体育题材的福音电影《挑战巨人》。一间美国教会根据一支教会中学橄榄球队的故事拍摄的，片子只花了 10 万美元，却进入院线卖了一千万票房，成为 2006 年一部惹人瞩目的独立制片。几乎所有角色都由教会的成员扮演。影片中教练的妻子就是球队的教练妻子，球员们也多数就是那些球员。这支教会学校的球队从未打入过决赛，一位主力也转校了。有一位学校的老工人，多年来每天在走廊里经过学生的储物柜，都摸着他们的名字为每个人一一代祷。这位老工人感动了陷入困境的教练。有一天他走进球队室问那些孩子，你们记得十年前的联赛冠军是哪一支球队吗？五年前的呢，三年前的呢。孩子们全答错了。于是教练跪下来带领整支球队祷告，说上帝啊，我们不要一个小小的理想，让一场球的输赢成为困在人生里的方向。求你使我们看见真正的荣耀，看见我们一生为什么赢球，为什么奔跑。
从此，他们就像韩国和巴西足球队一样，每场比赛前队长都领着大家跪下祷告，说无论这场球输赢如何，求你使我们心存感谢，求你得着你配得的荣耀。他们不但在赛场上一天新似一天，并带动这间学校迎来了信仰的复兴。孩子们三三两两在学校的角落里祷告，一个接一个地被挑旺。叫我最感动的是一个和父亲有矛盾的球员，教练和他一道分享神的话语。说上帝要你尊敬你的父亲，你不会为父亲所做的一切向上帝负责，但你永远要为自己所做的向他负责。因着向上的仰望，人与人的关系被带入恩典当中。这孩子来到父亲的公司向他道歉，并说“爸爸，从今以后我将尊敬你是我的父亲，尊重你的每一个决定”。孩子走后，父亲的一个同事站在窗口感叹，如果这是我的孩子，我情愿少掉一只手。
另一部《火的战车》，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体育电影。世界短跑名将、苏格兰的传教士艾瑞克·利德尔。当他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时，他出生在中国；当他自己是一位传教士时，他死在了中国。至于中间那段时间，他抽空成为了奥运会冠军。艾瑞克有上帝恩赐的一双飞腿，当他姐姐劝他一起去中国传教，他说，我先在奥运会的田径场上为上帝奔跑，拿到冠军后，我再去中国为上帝奔跑。这话多数时候听上去都像一个借口。但在 1924 年的巴黎奥运会上，100 米跑的决赛安排在礼拜天。艾瑞克是当时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人，他出人意料地拒绝在礼拜日比赛，决定照常去教堂参加敬拜。奥委会主席和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一齐来劝他，艾瑞克只对他的王子说了一句话，“国家和国王也是上帝创造的”。
一位拿到 400 米决赛资格的英国选手，自愿与艾瑞克交换了资格。几天后，这位百米飞人再一次出人意料，竟在 400 米决赛中也以他独有的向天仰望的姿势冲过终点，夺得了冠军。1925 年，他放下一切前往中国传教。我看过一张他在天津农村的照片，坐在地上，面色犹如北方的老农。曾经在人看来的荣耀都归给了上帝。就如那个登月之后成为传道人的美国宇航员杜克，他说，“登月不过是我生命里的一颗灰尘”。1943 年，艾瑞克被日本拘留，关押在山东潍坊的集中营。在狱中他将稍好一点的伙食分给同监的中国人。1945 年，终因长期营养不良病逝在集中营里。
艾瑞克短暂的一生真如火的战车，他的奔跑是使徒保罗的奔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舞台不在那一台戏中，没有一条跑道不是为神奔跑的路。也没有一种激情可以不需要抬头仰望。
或者仰望上帝，或者仰望一面国旗。许多人喜欢去赛场，渴望看见一个奇迹。这种渴望本质上是宗教性的，或者走向信仰，或者滑向偶像。克尔凯郭尔说，信仰就是相信一个末世救赎的允诺，“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做到再好也得不到的——只能靠上帝创造的奇迹才能获得的——恩典”。在《魔戒》作者托尔金看来，这也是童话的真正含义。童话不是幼儿园阿姨为了哄孩子编出来的故事。他说，对一个童话世界来说，“魔法”必须是真实存在的，“而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美梦、幻想或未来高科技成果的一个搪塞”。魔法是突如其来的恩典，大难临头时的奇迹，翻转一个对孩子们来说危险的自然之地，显出自然背后的秩序、生机和想象力。童话一定是美好的，这不是幻想，而是对显而易见的灾难的拯救，使一切苦难在结束的时候获得意义。
托尔金认为，“福音书里包含着真正的童话”。他对英国诗人奥登说，今天孩子们和童话的关系显然是“错误的、非本质的”。真正的童话是魔法世界里的天国史诗，而不是一个廉价的对奇迹的满足。这话也非常适用于球迷与赛场的关系，以及观众与好莱坞电影的关系。人们等着动作大片里一定会有的那个“最后三分钟拯救”。人们也期待着“足球是圆的”这一咒语带来一个球场上的最后三分钟。人们或者去电影院，或者去足球场。多半是为着一种偶像或移情。但谁能看见真正的荣耀，看见艾瑞克的奔跑，卡卡的欢呼，韩国队的奇迹和桑地亚哥的十字架呢。
多美好的世界杯，越来越像一部《魔戒》三部曲了。漫长的世界杯之夜，我把这些电影看了又看，然后跪在床上，像我的巴西弟兄们那样祷告。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