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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高德福瑞认为,路德是一位“把保守派的各原则引入到相当激进的结论中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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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意味着,路德不是革命家。“让一切都更新”,是革命家的抱负。这一抱负是相当现代主义的,用中国文化的概念说,它意味着对“抱残守缺”的拒绝。即一个残缺与幽暗的世界和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种道德主义的姿态,正是法利赛人拒绝耶稣的原因之一。因为在革命家眼里,“道成肉身”无异于对残缺和幽暗的肉身世界的认同。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一方面颠覆了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又是对我们的存在的一个背书。意思是说,福音意味着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我们如此败坏的生命,居然仍有被拯救和被容忍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单单因为上帝的恩典,而在我们之外被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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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有人曾愤懑地说,“中国不灭,天理不容”。意思是说,今天这个社会已经败坏到连我们自己都受不了了。但福音却传递一个消息说,上帝仍然愿意忍受一切的邪恶和败坏,行在祂眼前。不但如此,祂还决心亲身前来,品尝这些邪恶,承受这些败坏。因此,福音意味着,一件比“中国不灭”更加天理不容的事,那就是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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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世界以内,“让一切都更新”的抱负,就是否认十字架、拒绝上帝在教会和人类社会中的主权性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路德批判重洗派的暴动时说,革命就是对上帝的叛乱。
基督已经来过,这是这个世界继续存在的唯一价值。基督还要再来,这是“一切都要更新”的唯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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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对马丁·路德本人来说,“疑惑使人成为修士,信心使人成为父亲”。用一句当代社会耳熟能详的广告,来描述路德所发现的福音,是非常贴切的,那就是——“抑郁症患者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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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焦虑,是中世纪末期的精神气质。在现代社会,只有那些被诊断为抑郁症患者或其他精神疾病的少数人,才能稍微体会这种中世纪晚期的情感。在那个时代正常而普遍的,在我们中间变成了敏感而病态的。
路德具有典型和强烈的中世纪末期的灵魂焦虑。有时候,我痛恨自己没有与他类似程度的焦虑,因为在这一点上,他和我相比,是与大卫更相似的。因为我的痛苦缺乏深度,我的眼泪量小,断续,不足以将床榻浮起。我的绝望,即使经过夸张的修辞,也比不上深渊与深渊之间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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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丁·路德不同。路德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先于他们,也强于他们,感受到了灵魂不得拯救的痛苦,和如同火烧的焦虑。如果不是路德,自然也有别人被主使用,重新发现福音。但是,如果不是路德,路德就必然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抑郁症患者和精神分裂者。
换言之,宗教改革的确是带着医治大能的。因为宗教改革医治了路德的焦虑,使他免于精神分裂。就是“如果有一个修士可以藉着苦修得救,那个修士一定就是我”的精神分裂,或者“我并不喜爱他,说真的,我有点恨这位公义的上帝,我对他怀有愤怒”的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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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标准,现代人为什么不精神分裂呢?只不过大多数人面对上帝和自己的灵魂,已经分裂到了一个不再分裂的地步。
同样,对今天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基督徒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除了必要的休息、药物和辅导外,他最需要的仍然和路德一样,就是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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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不是说,他需要拿出一张纸上,在上面写下对教会的95条意见,主日崇拜时把它贴在会堂大门上——事实上,大家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你只需要把它贴在微博、QQ和朋友圈里就行了。
我也不是说,这是治疗抑郁症、灵魂焦虑感和其他任何人格障碍的方法——事实上,在当代教会中,这恰恰是我们产生属灵的抑郁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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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宗教改革,一场针对生命和信仰的、激进的保守主义的态度。治疗一切的心理疾病、精神症候,治疗无聊、苦毒、怨恨和歇斯底里的处方很简单,就是仰望那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从教义上说,就是“五个唯独”;从情感和意志而论,就是经历各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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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真理的内容而言,加尔文宣称,真理带来拯救。就真理的途径而言,路德宣称,理性是一个妓女。在《驳经院神学论纲》中,路德说,“亚里士多德对于神学来说,就像黑暗之于光明”。这是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回到了教父特土良的立场,“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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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方法论上,宗教改革是以奥古斯丁对抗亚里士多德。以“然而”对抗“因此”,以恩典的预定对抗律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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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教前的路德来说,唯一想不明白的事是,人们为什么不恨上帝?为什么还要敬拜祂?今天,很少有基督徒敢如此求问。
即使他们尚未真的重生,他们也不敢这样求问。这导致了耶稣的福音,对于那些不敢如此求问的现代基督徒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延续了500年的标准答案。他们跳过了情感的深渊,省略了意志的挣扎,满足于理智上的一知半解。他们没有经过宗教改革,就直接听到了后现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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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路德所说的,当他终于发现,罗马书所宣扬的“神的义”,不是神对人所要求的义,而是神在福音中也就是在基督里,所给予我们的义。“就是这一个看起来小小的差别,就把我的世界整个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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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马丁·路德以一种最激进的方式,找到了最保守的信仰。
按他的话说,他终于在“那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福音。就是在十字架上,那终极的愚拙之处,他找到了那位乐意在残缺和幽暗的存在之中认同他、赦免他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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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马丁·路德可以因信生活在一个“一切都被更新”的盼望中,同时又并不要求自己的生活“一切都被更新”。
现在,他甚至可以在脱离天主教会之后,心平气和的承认,“新教的道德状况,并没有比罗马天主教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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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亲路德的改革宗多,亲加尔文的路德宗少。
我是一位相信福音恩典的改革宗牧师,我也愿意承认,改革宗教会的道德状况,并不就比非改革宗教会更好。而今天基督教的道德状况,也不会就比天主教会更好。至于我个人,作者的道德状况,通常也绝不比他的读者们更好。
——摘自《宗教改革沉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