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刚看沃卓斯基兄弟的《骇客帝国》三部曲，只觉它是一个揉合了东方奥秘思想的宇宙论。却没察觉它是古老的诺斯替主义的一个高科技版本。
诺斯替主义是公元二、三世纪出现的一种宗教，受东方哲学和基督信仰的双重影响。它的根本思想就是一种极端的二元论。道家的阴阳二元是非道德性的，所以阴阳之间可以参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则认为世界有两个神，善恶相争，胜负未定。诺斯替主义呢，受到基督教一神论的影响，于是在一神之下发展出精神与物质、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一位至高的神被无限的抽象化、神秘化，类似一个柏拉图式的最高理念，这样的“神”或真理怎么可能与污秽的肉体世界同在呢。最高的真理只能超乎宇宙之上，不会去从事创造宇宙这种体力活。于是物质世界是一个精神的不断流溢与堕落的产物，仿佛鲜花放久了就成了垃圾。这样世界被诺斯替主义摔成了两半，人间彻底地不可救药。如果还有救赎的话，也只能靠着超凡脱俗的方式和个人主义的方式，去了悟宇宙间隐秘的智慧。
今天所谓的“现代性”，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古代诺斯替主义的复兴。启蒙运动以后，当欧洲开始反叛基督信仰；黑格尔主义、尼采主义、共产主义、科学主义，存在主义，人的思潮彼此起伏，竟都与这种二元论的宇宙观有着隐秘的传承。诺斯替主义也影响了心理学对人与世界的解释，尤其是被称为现代诺斯替主义的荣格心理学。以及影响到最近二、三十年各种泛灵主义的“新纪元运动”，包括中国的气功运动。
《骇客》电影系列，其实是对圣经《创世记》的一次雄心勃勃的改写。起初，耶和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的话语，就是他的智慧，有自我实现的能力。就如《箴言》说，那创世以先的智慧“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创造的意思其实是一种割舍。无限的上帝放弃了无限中的存在，他不但创造了一个有限，并且俯身迁就，进入了这个有限。
借用现代话语理论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要有光，就有了光”的意思，就是“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意义的完美一致。这就是信实，也是“约”的本质。唯有在无限者那里，话语等于话语所指向的对象。在人这里，“能指”与“所指”是断裂的，断裂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因此创世首先是一个约，是无限者指着他自己的约，而不是无限者与任何有限者之间的约。
这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为什么必须是“三位一体”的。同一位神，却有三个位格（Person）。这个词的拉丁文原义是“面具”。英国作家 C·S·路易斯讲过一个童话故事，有人得到一个漂亮的面具，天天戴在脸上。后来当他取下时，他发现自己的脸已长成了面具的样子。有一部好莱坞电影也叫《面具》，有人得到一个面具，每当他一戴上，就变作一个拥有奇异能力的人，活在另一种奔放的生命中。这是关于“面具”与生命的一个浪漫譬喻。也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那么迷人的理由。
“位格”是指这样一种存在，他有情感、有理性、有意志，能够反思、追求、决定和承担，并将他的内涵向着其他位格者开放。多少年来，我每当看见橱窗里一架服装模特的脸，就砰然心动。当木头被雕刻成人的样子，就像达芬奇的画，似乎有一种“位格的内涵”被放入那面具之中了。每当我与木头模特的眼睛迎面相对，我的感动都超过了我看见猫狗的时候。因为尽管它不是一个“人”，但它脸上却有人的“形象和样式”。哪怕它作为一件雕刻作品也说不上什么艺术性。但它依然向我传递了另一个位格者的内涵。这不就是创造的意义吗，叫人怦然心动的，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在爱中敞开的生命。
一个单一位格的无限者，也有可能流溢出公义和圣洁。但却不会有“约”、也不会有“爱”生发出来。唯有当一位无限者的内部，有超过一个以上、不相混淆的、有智慧、有情感的位格；“爱”才可能产生。也唯有当这超过一个以上的位格在同一生命中成为一体，分享同一个圣洁、公义、智慧和良善的属性；“爱”才可能完全。因为“爱”不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也不是一种单向度发出来的能力。爱是生命之间的关系，爱是至少两个以上位格的交通。造物主不是暗恋他的作品，是将他自身的爱，布满他的受造界。在《创世记》中，“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一切人间的爱与温暖，包括今天在公车上我看见一位老妇朝气犹在的容颜，下车后在一位乞讨者伸出的搪瓷碗里放入二两牛肉面的钱。人类一切的动作、存留，都在亘古之先的这个“我们”里面被包容了。
爱，也不能是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关系。当《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不理解上帝的“三位一体”，就不能理解这句话，也不能理解圣经中的创世记和那个一元论的宇宙观。因为爱在创世之先就必须存在。没有爱，世界也可能被创造吗，譬如以《骇客帝国》的方式，或以“天地不仁”的方式？我只知道，若没有以无限者为本源的“圣爱”，这世界就绝不可能以一种“立约”的方式被创造，以一种“信实”的和精确的方式、以及一种牺牲与委身的方式被创造。唯有“三一上帝”（Triune God）自身的团契，使爱成为创世的源泉，成为衡量与成全公义的标尺。也叫我的写作不是对创世的模仿，而是对圣爱的回应。不是论断善恶，而是“述而不作”。
一个物质世界和一个精神世界，也因此成了同一个世界。“三一上帝”在永恒中彼此相交，并向我们敞开，在历史中透过基督的道成肉身，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同在。这就是爱，这就是永生。唯有无限者的主动俯就，才跨越了无限与有限、圣洁与污秽的差序。把他不可变的爱与信实，传递到“比万物都诡诈”的人这里来。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必须就是创世的那一位。如果基督是一个人，这种跨越和传递就是虚假的。对我来说，这个世界真就是无缘无故的。“大爆炸”无缘无故，“进化论”也无缘无故。迄今为止，没有另外一种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不是无缘无故的。但在圣经中，那位以“我们”自称、超乎人类理解的独一真神，却是“约”的起头，也是“爱”的源初和“生命”本身。鲁迅曾说，有一位肩住闸门的，将黑屋里的人放了出来。我却不把这一幕想象为社会性的，而是想象为宇宙性的。创造的本质不就是如此吗。爱是无限者的自我约束。神爱世人，他就约束自己，为受造物开辟出一个有限时空中的存在。他托起时间与空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道成肉身”，在苦弱的十字架上打开了救赎的管道。
我很难想象，这世界还可能以一种粗鲁的方式，一种半途而废或歪打正着的方式被创造。尽管进化论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我相信三一上帝的爱，胜过相信无缘无故的恨，无缘无故的本能，无缘无故的智慧或机械论。当我定意写下对一个电影世界的理解，我相信这个世界实在不是以其他方式产生的。不然我写或不写都没有意思。对我而言，写作根源于对世界的信心。我写作，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上帝的一个梦，我不是躺卧在废墟上的程序体，也不是庄子梦里的蝴蝶，或蝴蝶梦中的庄子。我在黑暗里闭上眼睛，在白天拿起一双筷子，都出自这信心。看一部电影，为什么不是呢。
但在《骇客》系列中，世界只是一套虚拟的程序。在那里，一个总设计师说，“要有锡安城，就有了锡安城”。
锡安（Zion），在《圣经》中是圣地耶路撒冷的别称。沃卓斯基兄弟以一种诺斯替主义的方式宣称，上帝就是高科技，是一种隐秘的智慧。在第一集中，锡安城是人类从母体（matrix）程序中逃离出来从事抵抗运动的中心。抵抗领袖墨菲斯，在这里真心相信弥赛亚（The One）的降世。也如同施洗者约翰为耶稣施洗一样，一位先知认出了“尼奥”就是弥赛亚。这一切都看似对圣经启示的一种别出心裁的重叙。
然而《骇客》以一种精妙的方式，把诺斯替主义对基督的神性或人性的否定放了进来。诺斯替派认为，基督并不是造物主，甚至造物主也不等于那位至高的神。基督只是一切受造物里面最先或最特别的，他被委派了一个也很特别的使命而已。这种玄思等于否定了“三一上帝”的团契，把上帝简化为孤零零的单一位格，这是以人间的君王概念、或以古希腊的哲学理念，去想象那一位永活的生命主。也使“爱”的可能从人所设想的最高存在中被抹去了。在笛卡尔的时代，上帝曾被简化为一位高级钟表匠。到了二十一世纪，就被这套电影简化为一位最高级的程序员。
于是尼奥，一个被涂改的基督，就被屏蔽在了创造者的位格以外。半路杀出个高科技，替代了上帝。世界就被非道德化了，人的罪性也在一种奥秘派的宇宙论中被取消了。从此，在单一的位格者那里去寻找爱和生命的光，就像从水中寻找火一样。
同时，一个由智慧的程序制造的虚拟世界和一个真实的瓦砾场之间，分明也断裂了。我被激发起的想象，仍然停留在庄子迷蝶式的、或者“梵人合一”式的东方思想里面。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意念不是身在“母体”的幻影里面，而我真实的躯体仍可能躺在流水线上，正被机器喂养呢。
到了第二集《重装上阵》，世界的虚拟性再进一步，达到了主体性的虚拟。原来锡安（Zion）也是另一个 matrix。为了系统的稳定，那至高全能的程序设计了一个貌似真实世界的瓦砾场，给那些发现或怀疑母体真相的人一个差额，去另一个赛博空间避难，在对抗中维持整个虚拟系统的平衡。
尼奥，不过是一个被植入特殊程序而被放回 Zion 的人。所谓先知呢，和虚拟世界中的探员史密斯一样，也是一个精心的程序。母体利用“先知程序”，把一个关于弥赛亚的精神鸦片提供给锡安的人类。并在锡安被毁后，利用尼奥的牺牲来升级母体、重建锡安。这样，《骇客帝国》构成了一部基本完整的诺斯替版本的创世记。一个杂糅东方思想于一身的宇宙论。高科技之外，已没有了上帝。程序之外，也没有爱的团契。为了利用人类身体的静电来做能量来源，这也可能只是系统令抵抗者们相信 Zion 存在的虚拟情节而已。甚至连最初的计算机系统是人类发明的，也是一个假象。一种更残酷的宇宙论可能是，不但宇宙中根本没有人类。所谓宇宙，也不过是程序的界面。创世就是编程，生命只是意念，人类就是程序，而所谓末日审判，被非道德化地称之为系统重装（reload）。
到此为止，《骇客帝国》从“神就是爱”的基督教信仰，几乎偏向了《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看完之后，有多少人还能确信，我们不是上帝的一个梦，不是任何人的一个梦？我们的真实性，所能得到唯一的肯定，就是三一上帝的创造。所谓上帝，就是为我们存在的真实性背书的那一位。
其实最科学的，也是最神秘的。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不过是近代以来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两面。当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受到笛卡尔的信徒们猛烈抨击，理由就是太神秘主义了。他们说，牛顿退回一种神秘吸力的古老理论，是对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背叛。可是如今，人们提及万有引力时高山仰止，谁会给它一顶神秘主义的帽子呢。理性成了一种更深的遮蔽，叫我们淡漠了常识。其实在一切宇宙论的解释中，“大爆炸”的神秘主义色彩，难道会比白纸黑字的圣经启示更少吗。人类文明的元典里面，从来没有一种比福音书的宣告更言之凿凿。就如《约翰福音》中说：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十几章后，耶稣自己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若诚实，就会承认这是人类文化里唯一一部不留余地、不留退路的典籍。确定的位格，确定的关系，确定的逻辑，说得那么决绝，没有一点修正主义的可能。C·S·路易斯曾说，耶稣这样的宣告只给人留下了三种选择，一是他说真话，他是神的儿子，二是他说假话，又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脑袋坏掉的疯子，要么他是人类史上最坏最高超的一个骗子。他说，“耶稣基督如果只是一个人而说了他所说的那些话，不但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万世师表，反而显出他是个精神病人”。路易斯说，你可以当他是疯子甚至是恶魔，也可以跪在他面前称他为“我的主我的神”，但是千万别说他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千万别把“先知”、“圣贤”、“智者”、“人生导师”、“宗教领袖”这些头衔安在他头上——“因为他没有给我们这样选择的权利”。
这种决绝的宣告一定令人不安，这样的文字最好人不要去杜撰。人要杜撰，就说得模糊一点，如老子之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离地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这话能涵盖的解释就有多么宽广。这样的宇宙论不会令人坐立不安，只会叫人舒坦。它构成了一种试探，轻轻抚摩过每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叫每个人都得着“如神能知道善恶”的满足和安全感。
沃卓斯基兄弟的《骇客帝国》，就是这样一种道家式和禅宗化的诺斯替主义。它使我们得到一种宗教般的安慰，却不用付出道德的代价，不用面对生命里那些挣扎。这部电影将西方的科学主义与东方的神秘主义统摄起来，把圣经的启示改写了一遍。就像历史上的诺斯替主义者写作《犹大福音》、《玛丽亚福音》等伪经一样。量子力学以后，许多人开始将新物理学与东方古典思想勾连起来，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的重新结合，也深刻影响了好莱坞的科幻和其他类型电影。从三十年前的《超人》，到当代的《骇客帝国》和《达芬奇密码》等。在著名的《超人》系列中，基督被“科学地”假设为一个来自氪星球的遗孤，他的科学家父亲在星球毁灭前把他送来地球，并将自己的形象和信息储存在水晶中。超人上天入地，拥有人所没有的异能。他渐渐爱上人类，自我担负起保护地球的使命。在 2006年的最新一集中，超人也如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经历了死亡与重生。早年的一幅海报，甚至就把超人画成仿佛耶稣的形象。
似乎人类不需要救世主，只需要他们中间的英雄和偶像。既然不相信“道成了肉身”，我们活着的盼望转一个身，就变成了“肉身成道”。自己成不了，就妄想别人的肉身去为我们成全一个神话。这就叫偶像化。近年来，这种“科学诺斯替主义”几乎统治了好莱坞的大片，一个个新鲜出炉的超能英雄，一旦去掉“科学”的合理化外衣，无非等于我们本土的超女观世音。
回到《骇客》系列，唯一合理的解释还是古典式的。撒旦的化身并不是那个反派的史密斯探员，而是设计母体的程序本身。上帝则被逐出了那个世界。再以一句圣经经文来解读这部电影，也许是最恰当的：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 5:19）
可怜这是一种没有盼望的宇宙论。诺斯替宗教与一切东方奥秘思想一样，都无法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不能在眼前这个令人沮丧的宇宙之上，相信一位至高者的主权，相信爱是创世的源泉。于是陷入在善恶对立、身体与灵魂对立、精神与物质对立、信仰与世界对立，甚至上帝与撒旦对立的各种二元论里。这就等于在宇宙论上抬举了恶的地位。哪怕是以一种憎恶、反抗甚至革命的方式，可你还是承认了恶的力量真的是“与至上者同等”的。承认生命的可能性及你对世界的态度，都可能取决于这世上最坏的那一部分。这将是生命中一种什么样的羞辱啊，尽管我也时常活在这羞辱里面。
到第三集结尾，尼奥发现只有他的死，才能拯救锡安。但这种“拯救”只是技术性的，也就是短暂的。尼奥死了，锡安与母体之间也迎来了第六次系统重装之后的平静。电影的最后一个特效镜头，从地球到宇宙，不断推拉缩小，最后被谁装在一个袋子里，像皮球一样被抛掷。“世界”被处理成存在主义式的荒诞，就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世界的尽头就如洪荒的来源，一样偶然而没有确据。我们生命里的苦，苦到了约伯的地步。就如鲁迅说，“于天上望见深渊”，又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或以黑格尔的辩证法说，“绝对的光明，一如绝对的黑暗”。以这样的宇宙论看人类，人类就是受压迫的人，每一个都无辜得要死。以这样的宇宙论看社会，社会就是革命的温床，是含苞待放的肿瘤。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一诺斯替主义的“创世记”，必然导向左翼的社会思想。救世主的神性被否定，是因为人的罪性被否认。人若没有罪，就不需要十字架上的上帝。所以在这套电影里的“锡安”城，所有的人都苦大仇深，都是理直气壮的反抗者与革命家。诺斯替的世界里没有罪人，只有属灵的资产阶级，和属灵的无产阶级。前者了解宇宙隐秘的知识，后者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所以第三集的名字，顺理成章地就叫《革命》。
“光来到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除非你把光解释为一种计算机程序，这就是世界的可怜。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