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有一部野心勃勃的科幻片《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en），色调灰暗，描写 2027 年人类丧失了繁衍能力，当全球最年轻的一位 18 岁青年死去后，全世界出现了最后一名孕妇。人之子的降临，成为一切惊悚背后的一个眺望。你若为这样一部电影挑公映的日子，是否英雄所见略同，也会放在圣诞节呢。
好像耸人听闻，隔得也太近了些。我们走在街上，不断听见喇叭声响，人只有嫌多的，怎样会嫌少。但若是看另一部电影《被遗忘的天使》，同样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意大利外交部联合发起，邀请了全球 7 位著名导演，都有名有姓的，一起拍了这部儿童题材的集锦电影。2007 年陆续在各国上映。电影的全部收入被承诺将用于儿童慈善事业。
片名《All the Invisible Children》（所有被忽略的孩子），在港台翻译为《被遗忘的天使》。其实电影史上有另一部同名的匈牙利电影经典，叙述上世纪 50 年代被苏联入侵后，匈牙利一所孤儿院中发生的故事。那里的孩子渴望一双翅膀，电影中说，“孩子是上帝派来人间的天使”。
当我们一心痛孩子，喜欢把他们称为天使。所以天主教时代的油画，天使都是胖娃娃。还是一个人性的乌托邦，其实挺骄傲的，一个人再没本事，也曾经是一个孩子啊。所以我们档案上的“出身”一栏，都应该填上“天使”，只是该死的生活磨掉了我们的翅膀。那些不被我们看见的孩子，不仅是我们的后代，也是曾经的自己。在斯科特导演的段落中，一位战地摄影记者，回想西非儿童在战乱中的画面，他不可抑制地冲出家去，当他在河边看见幼时同伴在小船上推开波浪，他跳进河中，回到一个孩子的状态。镜头转换成三个孩子，他们一起来到非洲战场，以儿童的目光走过一切废墟。这短片非常棒，将被忽略的孩子这一主题，延伸到了成年人世界。一个会讲故事的导演，总是令写作者的笔羞愧难当。
将儿童看作天使，来自对耶稣一句话的误读。“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接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但接下来，什么是“小孩子的样式”基督很清楚地给出了寓意，就是“谦卑像这小孩子”。圣经从未将孩子看作圣洁无暇，反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该死的生活若是该死，该死的源头总在最初的那个人。父母总喜欢把盼望放在孩子身上，以自己的梦想顶替孩子的梦想，以孩子的未来延续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他们还年轻。对孩子的偶像化，其实也不是对孩子的，而是自我偶像的一个投射，同时也构成历史主义崇拜的一部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生生不息，真是一个伟大的词语。但生生不息不是我们蒙恩的原因，恰恰是我们蒙救的结果。
《被遗忘的天使》一片，呈现了儿童在当今世界的一个沉重场景，也给了《人类之子》中的危机感一个比科幻更加令人惊悚的注解。每一天，全球有 3 亿多儿童处在饥饿当中，有 1.8 名万儿童将死于饥饿；每一天，全球有 1.2 亿儿童不能上学，有 1200 万艾滋病孤儿，和 230 万儿童艾滋病患者；每一天，有约 70 万的儿童军人挎着 AK47，有 1.32 亿 5 岁至 14 岁的童工在非洲的农场和种植园、缅甸的工地、印度的作坊或中国的黑砖窑工作。2006 年 7 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每一秒钟就有一名 15 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艾滋病。
离 2027 真的很近，离香港导演王家卫的《2046》也很近——这个年份也是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著名预言。黑人导演斯派克·李的片段最令我痛心，他描写一个非洲裔的艾滋病少女，段落名叫《基督的孩子在美国》。苦毒、病痛、歧视、咒诅和生命意义的失丧，一切都令人避之不及。艾滋病就像圣经时代的大麻疯，折射出整个世界的罪孽。在这部集锦影片中，无论是身跨卡宾枪、杀人而后自杀的非洲娃娃兵，那不勒斯的街头小流氓，还是塞尔维亚那个不愿离开看守所的小偷，或者吴宇森的镜头中两个贫富悬殊的北京女孩。电影将二十一世纪儿童的苦难呈现在成年人面前。使每一对父母的怀孕计划都面临一次打击。
人类之子，到底为何而来？每一对垂头丧气的夫妻，每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庭，都在等待一位天使，结果生下来的还是罪人。于是养狗的就越来越多了，看狗越看越可爱，看人就越来越讨厌。人的位格，成了一个不堪重负的受造物。人将他的盼望，放在低于人的存在之上。山水、自然、物什和猫狗，如同国家、民族、城邦和房屋。就如隔壁的邻居养了一只狗，每次遇见我，就对着狗说，“快叫叔叔好”。我的头一下子就懵了。
有一首著名的圣诞歌曲，叫《这婴孩是谁》。孩子若是我们的拯救，谁是他的拯救？孩子若是天使，我们曾经的翅膀被收拾在哪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生命这场戏岂不是背着老板，虚开增值税发票？
这 7 个故事里，你会发现人的尊严和危机与人的多寡没有关系。人不在乎多少，在乎被看见还是被忽视。埃及的法老曾下令杀死全国刚出世的男婴，只剩一个摩西活出生天。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也曾下令杀死全国一岁以下的婴孩，只为了搜捕赵氏孤儿。以色列的大希律王也曾杀死伯利恒全城和四境两岁以下的婴孩，只为了不让弥赛亚来到世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当我们失去了孩子，我们还剩下什么呢”。今天似乎没有君王下令，但更多的儿童却当着全世界一一死去。总角之年，已对这个世界伤透了心。程婴为了救赵氏孤儿，甘愿以自己的儿子代死。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怀着信心，甘愿献自己的儿子以撒为祭。但到了最后关口，天使显现，说将有一只无罪的羔羊，代替你的儿子。
没有人没有盼望，真正要紧的不是盼望，而是盼望的由来。《人类之子》的煞尾，借用挪亚方舟的故事，也留下了一丝光明，让观众去举目仰望。来到这世上的，总有一个是替罪羊，如上帝的光闯入黑暗。人类曾经造出来的船，总有一条是方舟。不然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过是逃上岸的两条鱼，彼此以唾沫求生。
谁可以救谁呢，我们爱，但爱不完全。我们的爱不是那方舟，而是那唾沫。我们称孩子为天使，因为我们已遗忘了天使。
最令人诧异的不是这世界弥漫着罪，而是这世界为什么还不毁灭？有一种被称为“熵”的世界观，以科学主义的和非道德化的方式，将能量耗散所形成的一个负面的量称之为“熵”，所谓世界末日就是熵的最大值。一些科学家认为“熵”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就像我认为罪恶是真实的存在。但“熵”与“罪”的差别在哪里，仍然在一个“位格”的议题内。“熵”不是由一个有情感、有意志、有理性的存在带出来的，因此一个“熵”的世界要么依然构成人定胜天的一部分。即人类以自己的努力可以去调节“熵”值，就像人类凭自己努力可以臻于至善一样。
科学主义与道德主义本就是人性乌托邦的两面。要么这个世界就失去了救赎的可能性，因为“救赎”是位格者之间的关系，来自有位格的创造者的一个情感、意志与智慧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救赎”的管道最终必须是一个人，和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他若不是一个“人”，他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经历的痛苦、试探和罪的捆绑，实在不足与异类言。他若不是一位“神”。他知道了又有何用。
我也愿为我的亲人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总有人愿意跳下河救一个溺水者。但这不是救赎，这叫做大不了一起死。没有位格神，一种世界观譬如“熵”，只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物理学的概念。当一个物理概念被当作对宇宙的终极解释时，物理就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宗教。当人们说“我相信万有引力，我相信进化论，我相信熵的存在”，其实人们并不清楚自己所“信”的到底为何。
1947 年，一群曾参与“曼哈顿计划”（原子核研究）的科学家，设计了一个人类“末日之钟”。这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危机指数。60 年来，它的指针距离晚上12 点最远的一次，是 1991 年苏东崩溃，时间被调到晚上 11 点 43 分。最近的一次是 1953 年美苏分别研制出氢弹，指针跑到了晚上 11 点 58 分。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人类历史的时间是晚上 11 点 55 分。
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过于物质主义的危机指数。人类是否毁灭，并非那么显要地取决于地球上有多少枚氢弹，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枚氢弹。不如以这两部电影中的孩子，来作为末日之钟的指针吧。世界的毁灭取决于地球上有多少枚失丧的灵魂，多少颗破碎的心，有多少孤儿寡母，多少死亡、怨恨和多少贪得无厌。但世界的尚未毁灭，却单单取决于一位至高者的爱。每一秒钟，这宇宙间若没有一个相反的意志，就是一个圣洁、公义、良善和慈爱的旨意托起这个世界，每一秒钟这世界的毁灭都理所应该。当我察验自己内心的黑暗，我知道这世界不是一个物理的世界，若没有那位托起万有引力的，万有引力就不存在。就算存在，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2＋2＝4 和我有什么相干”，和一个艾滋病孤儿的灵魂又有什么相干。如此我心存感激，知道每一个人原来如此珍贵。我妻子分娩的那个上午，同一间手术室就有十几个婴孩降生。但我仍然庆幸至高者的恒久忍耐，每一秒钟落地的那个孩子，都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婴孩。每一位孕妇，都是人类的最后一名母亲。
我为这一秒钟感恩，为下一秒钟祈祷。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
